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9月29日正式宣告成立，一系列部委的對接細則在陸續公布中，36家企業已經搶灘進駐。通過園區開放進而推動區域開放，最終形成全面開放格局，是改革開放已被證明的經驗。而上海自貿區憑借其前所未有的開放力度，將對新一輪開放格局起到定義作用。
　　如果將深圳特區的創立至今視作開放的1.0版本的話，可以發現這個版本的主要著力點是資本和智力的吸收。通過吸收，由珠三角發軔，中國最終完整地加入了世界經濟分工體系，更新了一系列發展邏輯，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效應。如果將上海自貿區的創立視作開放的2.0版本的話，那么需要回答:是僅僅創造出地區性的財富效應，還是能夠發揮出第一輪開放的巨大效應。
　　一系列的開放政策，已經在上海自貿區呈現出不一般的財富效應，比如區域房價的上漲，以及自貿區門口的人頭攢動。但是，這不應該是上海自貿區效應的全部呈現。從企業和投資者的角度講，對上海自貿區的冀望，誠然可以寄托于開放政策必定釋放出來的巨大紅利;但是從自貿區主管者的角度講，在掛牌之初就需要注意:這個區域應不應該靠“吃政策”發展。
　　事實上，也不可能僅憑吃政策就讓上海自貿區壯大起來。一方面，假如僅憑設定為3年的政策放開期紅利，那么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模式就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其開放效應也將會是曇花一現的;
　　另一方面，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優勢其實極其微小，自貿區的掛牌勢必引發其他城市保稅區的升級沖動，在進一步開放成為普遍選擇之時，上海自貿區的比較優勢就會消失。
　　因此，上海自貿區的發育，不能建立在政策紅利的基礎上，盡管開放的領域和政策極其奪目。開放政策，只應對上海自貿區起到初始化的作用，區域內的發展，終究只能依靠管理者和入駐投資者的不懈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為上海自貿區帶來健康營養，使之壯大并有能力成為其他區域開放的復制模本。
　　上海自貿區最引人注目的開放領域，是以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主要核心的行政監管創新，和以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為核心的金融創新。前者意味著對傳統行政權力“蛋糕”的挪動，后者意味著金融風險敞口的張開。讓上海自貿區從落地之初就少走彎路，既離不開行政意志對這兩個領域的改革持續注入動力，也需要提高在這兩個領域的容錯率，并對可能的系統性風險及時應對。
　　顯然，這樣的發育環境單靠強大的行政意志無法實現，而必須引入法治和市場為同盟軍。三方權責在上海自貿區的劃分越清晰，上海自貿區的發育就越有保證。在關注的目光都投向一項又一項操作細則之時，不能忘記對權責分明的運行架構的探索。這也是上海自貿區以開放促改革的要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