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儲蓄率過高始終是很多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的基本判斷。一些經濟學者大聲疾呼，應當鼓勵消費，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而不是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
　　這種觀點存在許多可疑之處。消費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熱衷于消費，那么，這個國家就會出現信用經濟；如果信用破產，那么，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就會出現問題。在討論經濟增長的時候，不能把投資、出口和消費相提并論，因為在經濟增長的諸要素中，投資始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如果沒有投資，那么就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消費。
　　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最近一位經濟學者對中國長期形成的儲蓄經濟發展模式持懷疑態度。按照這位經濟學者的說法，中國消費過低儲蓄過高是個偽命題。他的理由是中國的統計數據大大低估了居民的居住消費，官方的統計數據也不能涵蓋公司的賬戶付費私人消費（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公款消費），再加上在抽樣調查的過程中，對一些實物消費可能沒有計算在內。因此，中國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并不低。這種分析問題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眾所周知，住房消費始終是中國居民消費的主要支出。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政府統計機關在統計居民消費開支的時候，并沒有把住房消費計算在內。這不是政府有意隱瞞，而是因為住房消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購買住房可能是為了消費，也可能是為了投資。此外，中國是一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國家，雖然從平均數字來看，居民購買住房的支出比重非常大，但是，具體到各個階層而言，住房支出在整個居民消費支出中的比例會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在討論中國經濟結構的時候，千萬要避開“平均數陷阱”，不能把少數人住房投資行為看作是絕大多數居民的住房消費行為，更不能把少數人在房地產領域的巨額投資，看作是拉動中國消費經濟的重要力量。
　　從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結構和西方信用經濟國家完全不同。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還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都呈現出明顯的儲蓄經濟的特點。中低收入階層將自己的存款交給銀行，銀行以貸款的方式獲取利潤，然后將其中的一部分交給儲戶。銀行依靠存貸款的利率差獲取高額的收益，而貸款企業則利用銀行的貸款獲得其他利潤。在通貨膨脹現實存在的背景下，這樣的經濟模式對于中低收入階層來說是不利的，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主張發展消費經濟，更多的是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提醒中低收入階層的居民注意通貨膨脹的現象，不要因為盲目儲蓄導致自己的血汗錢不斷貶值。
　　現在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對中國的金融市場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實施存款利率浮動政策，鼓勵商業銀行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儲蓄服務，真正做到讓利于民。但是，這項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因為長期形成的金融管理體制以及金融市場上客觀存在的壟斷現象在短時期內很難改變。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那么，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經濟利益將會進一步受到損害。
　　部分學者提出，應當鼓勵中國居民信用消費，以信用消費抵消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以信用消費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筆者無法想象，在中國這樣一個剛剛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轉型國家，如果出現大規模的信用消費，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情形。信用消費是建立在收入相對穩定基礎上的一種消費模式，少數學者干脆把信用消費與中產階級聯系起來，認為如果沒有穩定的收入，那么，信用消費將是不可持續的。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居民的收入處于不穩定狀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推行的一系列所謂結構性工資改革，徹底打破了傳統的收入穩定結構，但卻沒有建立新的收入穩定體系，如果在這個時候大規模地推廣信用消費，那么，不僅會增加金融風險，同時也會增加消費風險。
　　因此，短期內政府應當繼續實施儲蓄經濟發展模式，不斷地提高儲蓄存款的利率水平，減少存貸款之間的利率差，讓更多的資金進入到工業企業，推動工業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工作崗位，創造更多財富，提高職工的收入。只有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路線圖的時候，不能東施效顰，不能把西方國家具有明顯外部性的經濟發展模式照抄照搬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