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艱巨性、復雜性前所未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將加快推進經濟轉型，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實現生態文明五大領域的改革，具體或將聚焦于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財稅與金融體制、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支撐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體制機制等多個方面。為此，頂層設計及機構不能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層面，可考慮做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辦公室，使之成為獨立于行政部門的最高層級改革設計機構
　　在全球經濟仍處于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調整、大轉型的時候，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發展條件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艱巨性、復雜性前所未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將加快推進經濟轉型，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實現生態文明五大領域的改革。最高決策層近來多次表示，只有通過系統全面的改革，才能釋放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形成新的發展動力機制，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開放的推力、區域的合力疊加起來，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第二季”提供體制保障。
　　筆者歸納了一下，上述五大領域的改革具體或將聚焦于以下多個方面：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共權力結構將成為推動全局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確立人大在立法和對政府監督中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行政決策的監督、制衡、評估和責任追究制度；進一步完善公共權力結構，將政府職能清晰界定在制度供給、宏觀調控、社會服務、維護市場秩序、公共管理上來，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逐步讓渡和縮減行政權力，把市場競爭機制能解決問題的領域交還給市場；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
　　無疑，財稅體制改革是解決當前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紐帶和抓手，處于牽一發動全身的地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完善預算管理體制，加快形成編制獨立、執行高效、監督有力、公開透明、覆蓋完整的預算體制，將政府權力裝進預算籠子里，建設有限、高效、服務型政府；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盡快形成中央與地方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今后一個時期，金融體制改革將以放眼國際、放寬準入、放開價格、放松管制、放手發展、嚴控風險的基本原則，以構建多元化、多層次金融供給，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進程，提高人民幣跨境使用和國際市場認知接受，改革和完善金融調控機制和金融監管體系，推進資本市場改革與創新，防范化解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以化解外匯儲備不斷積累和有效利用的難題為突破口，爭取建立與實體經濟需求相適應、相匹配的金融組織和金融服務體系，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資金價格形成機制，高效、穩健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管理架構，健全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的體制機制，全面提升我國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的能力。
　　為從根本上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將盡快推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健全和規范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制度，加快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為保護農村勞動力進城后的各項權益，促使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建設雙輪驅動，需創建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適應城鄉一體化發展要求的農村土地制度，支持和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傾斜，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堅持和推動要素資源向農村傾斜，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是把國有資本的重點轉向公共領域，對壟斷經營比較突出的石油、電力、電信、民航、鐵路、銀行、礦產資源等行業，分門別類進行市場準入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真正落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無論是兩個“翻一番”、城鎮化還是美麗中國，首先必須保障國內日益增長的能源資源需求，把經濟增長建立在資源可接續、生態可承載的基礎上。這就意味著統籌能源、礦產、水、土地等戰略性資源要素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創新體制機制，實現資源要素的合理開發利用，在新一輪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綠色發展的國際競爭中，走出一條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道路。為此，就需要構建支撐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體制機制。通過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建立資源環境產權制度、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資源要素市場體系，生態環保技術創新機制以及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考評機制。
　　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重點，在于加強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加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對社會保障的支持作用。完善社會保障結構，確定合適的保障水平，著眼長遠戰略，進行系統設計，構建公平合理、可持續發展的保障模式，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完善資金籌集機制，建立社保資金保值增值機制，構建充足、穩健、持續的投入機制，健全社會保障法律體系，逐步實現法制化管理，建立統一的健全、規范、科學有效的社會保障信息系統。
　　在科技創新體制改革上，要真正確立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徹底解決科研與經濟“兩張皮”問題，激發全社會創新激情和動力，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抓緊研究制定新一輪國家創新戰略，破除科研、教育領域的行政化痼疾，在整合創新資源基礎上改善創新管理體系。大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而深化對外開放體制改革，則意味著加快完善適應國際經濟新特點新趨勢的體制機制，實施更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提高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競爭力。加快推進“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積極與主要貿易國和地區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爭取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更大權益。
　　為順利完成上述改革，需要有重要的組織保障，需要建立一個跨部門、超行政任期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高層級、權威性頂層設計機構、國家級的主導改革的協調機構和智力支撐體系。頂層設計及其機構不能僅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的層面，需要變成實實在在的、具體可操作的措施。
　　從組織上看，筆者以為可考慮做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增加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匯集國內各方面高素質的頂尖專業人才，中央給予充分授權，使之具有權威性、超脫性，成為類似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EC）或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那樣獨立于行政部門的最高層級改革頂層設計機構。這一機構需統籌協調全局和部門利益、中央和地方利益、政府任期政績要求與國家長遠發展之間的關系，將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政府任期政績考核納入國家長遠發展和全局戰略中考量。無疑，這一機構可通過購買民間智庫的各類研究成果來獲得長期穩定高水平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