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全球貨幣按匯率強弱基本可劃分為三大類：強勁型的，如美元與人民幣；相對穩定的，如歐元；另一類則是匯率“跌跌不休”的，這其中既包括發達國家的貨幣，如日元，也包括俄羅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
在這些本幣貶值的國家中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各種操作主動壓低本幣匯率的國家，例如日本與俄羅斯；另一類則是在通過各種操作努力抑制本幣貶值的國家，如巴西、印度等。雖說結果基本都是本幣貶值，但選擇壓低匯率還是捍衛匯率，主要還取決于各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壓力。
就日本與俄羅斯而言，通過提高出口增速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是政府的主要目標。在外需持續低迷的狀態下，要提高出口增速，就必須維持一個較低的匯率水平來增強本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第一支，就是通過擴大貨幣發行規模來壓低日元匯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俄羅斯由于前段時間全球原油市場低迷致經濟增速降低，財政赤字加劇，因此也產生了通過保持較低匯率水平來刺激出口增長的沖動。
對于捍衛匯率的巴西、印度與印尼而言，它們當前面臨的共同挑戰是如何應對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QE）預期造成的沖擊。自今年6月美國宣布退出QE時間表以來，這些新興市場國家都遭遇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資本外流又造成了股市暴跌、匯率貶值、外債負擔加劇等惡性循環。如不妥善應對，這些國家很可能爆發匯率危機。
為遏制短期資本外流，巴西等國央行努力抑制本幣貶值。當前能夠選擇的方法無非兩種：一是通過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賣出美元、買入本幣來維持匯率穩定；二是通過加息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遺憾的是，干預外匯市場會導致本國外匯儲備規模不斷縮水，難以持續。在本國經濟增速已經下降的背景下，加息將會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換句話說，這兩種應對手段都有成本或副作用。
事實上，不管是壓低匯率還是抑制貶值，其背后都有一個共同推力，即國際金融危機后部分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增長速度方面開始趨同：美國等經濟體的增速上升，整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速下降。前者導致美聯儲即將逐漸退出QE，后者則對不同基本面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了不同的壓力：基本面好的不得不通過提振出口來保增長，基本面差的被迫通過各種措施來抑制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導致的短期資本外流。本幣貶值，對基本面好的經濟體而言是天使，對基本面差的經濟體來說則是魔鬼。
這種二元化的現象，一方面說明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國內政策對于全球經濟具有巨大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全球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通過多邊國際治理來應對美聯儲政策造成的負面沖擊、并敦促美國政府實施更具責任的國內政策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