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日前召開的2013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雙軌制在中國已經走到了盡頭。
近期，有消息曝出“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成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立項的重點研究課題。這一消息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在中國，作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一種現象，雙軌制曾經普遍存在于經濟的各個領域，例如價格、養老、戶籍、企業、稅收等等。然而一直以來，這一制度的合理性都飽受爭議。林毅夫認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雙軌制維持了經濟的穩定，但同時也使社會上產生了很多不滿的情緒。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把雙軌制都消除掉。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讓企業平等使用各種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給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我們應該改，否則會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穩定。
雙軌制曾發揮積極作用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學術界普遍認為政府干預的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但是最糟糕的是像中國這樣采取的雙軌制經濟。”林毅夫說。當時，影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的發展經濟學一共經歷了兩波思潮。第一波是結構主義，第二波則是新自由主義。
結構主義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勞動生產力水平高，是因為他們有資本非常密集、技術非常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地都是傳統的農業和資源產業，因此生產力水平低。所以，一個發展中國家想要現代化，就必須采取進口替代戰略，發展同發達國家同樣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由政府干預的方式來配置資源。
進口替代戰略在最初確實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歷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在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之后，經濟就開始停滯，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就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趕不上發達國家，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需要采取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方法，促進經濟發展。
因此，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的時候，都試圖一次性將政府造成的各種扭曲消除掉。當時學界的主流看法都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優策略，而在計劃和市場經濟之間搖擺的雙軌制是最糟的。
“但是，現在二三十年過去了，推行當時認為最糟糕的雙軌制的國家，普遍維持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推行當時認為最優策略的國家，則普遍是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林毅夫說。
林毅夫認為，在轉型過程當中，曾經被認為是最糟的雙軌制反而最好，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方面忽略了原來市場上的很多扭曲其實是為了保護在結構主義時期建立的大產業。如果將這些保護補貼全部消除掉，那些大產業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立刻就會破產和垮臺，造成大的失業和社會動蕩。另一方面過度強調了市場的作用，忽略政府在結構當中必須發揮應有的監視和引導作用。
而雙軌制能夠獲得成功，則是因為它一方面繼續為原來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了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的穩定，第二方面又放開民營經濟、外資經濟、三資經濟進入到更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利用后發優勢。所以，經濟發展會比較快。
到了消除雙軌制的關鍵時候
但林毅夫同時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雙軌制也讓我們付出了代價。現在經濟中存在的很多問題都是雙軌制帶來的。這之中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問題、尋租現象的普遍化和社會風氣問題。
林毅夫說，我國經濟中目前仍然受雙軌制影響較深的，主要是三個方面的保護補貼：一是金融領域內，尤其是大型的國有商業銀行和股票市場上。二是資源價格方面，資源稅費基本接近零。三是行業上的壟斷，包括信息產業和交通運輸業等。
林毅夫說，雖然這些保護措施確實有好處，讓我們的經濟在轉型的過程中得以維持穩定。然而，這種補貼的實質是犧牲了一般家庭或是中小企業的利益，來換取大型企業的發展。財富分配不斷向大型企業集中。另一方面，通過壓低資源價格和壟斷行業提高利潤，這樣的措施，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富人和大企業的消費傾向都比較低，財富向這兩個方向集中就會造成儲蓄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消費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或者是投資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消費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
雙軌制給經濟帶來的扭曲還導致了尋租現象的產生。“尋租是經濟學的語言，通俗來講就是賄賂和腐敗，所以，這樣的現象比較普遍。雙軌制的改革好處是讓我們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付出的代價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的不滿情緒。”林毅夫說。
在林毅夫看來，現在已經到了把雙軌制一律都消除掉的時候，否則會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穩定。他表示，現在中國已經具備了雙軌制改革的各種條件和市場環境：“2012年，我們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6100美元，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資本已經不是那么短缺。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現在符合比較優勢了，即現在大部分的國有企業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沒有繼續保護補貼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扳正。”
他指出，雙軌制改革需要在三方面推進。第一，治理金融過度集中的問題，應該發展能夠給農戶和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地區中小銀行或地區中小金融機構。第二，提高資源稅費水平。原來的資源基本是白給的，現在應該將資源的費率提高到國際的合理水平。第三，放開民營企業向電信、交通等壟斷性行業的準入和競爭。原來的電信交通等壟斷行業，由于過去資本很密集，靠國有企業的經營，賦予其壟斷地位來克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問題。而現在電信業已經變成了盈利的、具有競爭力的行業，可以允許民營經濟進入與其競爭，深化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按照比較優勢發展。
中國還有20年高速發展期
林毅夫認為，中國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他表示，根據已故的經濟歷史學家安古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為6725美元，相當于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21%。這差不多等于1951年美國與日本、1967年美國與新加坡、1975年美國與臺灣、1977年美國與韓國之間的差距。而這四個國家和地區正是發展委員會研究的13個成功的經濟體中的4個。利用后發優勢，在20年間，日本的平均年增長率飆升至9.2%，新加坡8.6%，臺灣8.3%，韓國7.6%。如果說亞洲四小龍和美國之間的收入差距相對應的后發優勢使得其在20年間實現了7.6%-9.2%的GDP年增長，那么類似的，中國在2008-2028年間每年的增長潛力應該是8%。
林毅夫進一步表示，如果把中國發展的潛力挖掘出來，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就能夠實現，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也翻一番。在2010年，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國的人均收入可能會達到12700美元。按照聯合國世界銀行統計，一個國家的人民收入達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就會初步實現。
在林毅夫看來，未來這段發展時期會給民營企業創造很大的空間。他說：“世界財富500強的企業，在一個國家所占有的數量和這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成比例的。2010年的時候，美國世界500強的企業是140家，我們是54家，到2020年，我們的經濟規模至少是和美國一樣大，這就意味著到那時候我們世界財富五百強的數量至少是和美國一樣多。到2020年美國估計有100家，我們則會超過100家！”
林毅夫表示，為了將自身的后發增長潛力變為現實，中國首先要深化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消除現有的扭曲，真正地實現平等使用各種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受法律保護，這樣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可以在公平的平臺上競爭。如果這樣做的話，會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另外一個更大的平臺、更大的天地。
林毅夫簡介
林毅夫，教授、博導，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第7、8、9、10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986年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并擔任主任。
林毅夫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在國內外有眾多兼職，并擔任眾多國際學術期刊的編委，是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工作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亞洲開發銀行長期戰略框架高級顧問組成員、世界銀行顧問。
林毅夫教授有著作13本，其中《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理論與實證》同時獲頒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首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著作一等獎、北京大學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被翻譯成6種語言出版，《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與《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分別獲1992年度及2001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還有多本著作分別獲得北京市第4、5、6屆哲學、社會科學科研著作獎。1992年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國際糧食與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授予1993年度最佳政策論文獎，2000年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評為1980至1998年內發表于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之一，獲頒經典引文獎。《技術變遷與收入在農戶間的分配：理論和來自中國的證據》獲《澳大利亞農業與資源經濟學雜志》1999年度最佳論文獎(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1997年獲得澳大利亞農業和資源經濟學會頒予約翰·克勞夫爵士獎(每兩年從國際農業經濟學家中選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