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去庫存和被動去庫存的相互轉化,使得中國經濟在潛在增速下行過程中出現了流動性寬松和經濟放緩、人民幣強勢和經濟下行、CPI和PPI走勢的三個背離。而信用超速擴張并沒有對應相應的經濟增長的情形,會使這種背離繼續。由于我國迄今仍沒有健全的破產制度來解除部分債務關系,地產調控思路轉變將進一步擠出市場自發的轉型升級。這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必須跨過的一道坎! 基于8月工業、投資、消費、出口、M2等數據均超出市場預期,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短期在
“穩增長”下的小陽春走勢確立。根據對庫存周期的多種劃分方法,筆者對經濟的整體判斷是,目前仍處在去庫存周期,對應經濟周期的類復蘇階段。而主動去庫存和被動去庫存的相互轉化,使得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行過程中出現了流動性寬松和經濟放緩、人民幣強勢和經濟下行、CPI和PPI走勢的三個背離。三個背離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均衡。為此,筆者依據一個圍繞債務,分析關于通脹、經濟增長、制度改革的框架,得出結論是,在“穩增長,控風險,穩杠桿”的政策選擇下,經濟中期可能出現輕微滯脹。根本問題在于,我國的信用超速擴張并沒有對應相應的經濟增長,而現有的機制會使這種背離繼續。 短期來看,這三個背離體現企業、金融和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也形成了一種滯脹均衡,除非受到大的需求(包括外部需求,如出口復蘇和內部需求,如城鎮化推進)沖擊,否則這種均衡可能持續;凇胺增長”和“控風險”的基調,政策最可能的選擇是“穩杠桿”和“磨產能”。因此,需要維持一定流動性寬松來維系杠桿率和資產價格,滯脹結束以資產價格下行為觀察變量。 從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來看,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下降,現金流惡化,但短期融資需求旺盛,是推動社會融資規模擴張的需求面因素。而人民幣升值預期引導下的資金流入,是推動社會融資規模擴張的供給面因素。流動性的寬松,一方面維持了企業較高的庫存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并不具有向下調整的彈性,各地工資的漲幅明顯超過經濟增長力度。這是CPI和PPI持續背離的主要因素。 從人民幣匯率的角度來看,在對美國退出QE
的擔憂引發亞洲各資產市場下挫的背景下,人民幣仍保持強勢。我們發現,可以通過觀察人民幣離岸市場價格CNH和在岸市場價格CNY差,推測資金和外匯占款流動情況。在岸人民幣價格高于香港離岸價格,即表明外匯占款流入減少,反之則外匯占款流入增加。即使面對美元強勢升值,只要人民幣升值趨勢和預期不改,跨境資本就會以各種方式進入國內,扭轉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大量資本外流的局面。根據近期兩個市場的價差,預計8月外匯占款會有顯著改善。 CPI和PPI背離,使居民的實際存款利率和企業實際貸款利率出現巨大缺口,一年期基準存款利率為3%,減去2.6%的通脹,實際利率為0.4%,而一年期基準貸款利率為6%,加上1.6%的PPI通縮,實際利率高達7.6%,加劇“上游通縮,下游通脹”局面,企業的債務負擔加重。筆者由此判斷,CPI所反映的通脹正處在波動上行的趨勢之中。 靜態來看,中國式債務問題主要是生產性負債,在會計上做資本化處理。中國債務以內債為主,外匯儲備規模遠大于對外負債;債務的抵押品多為土地與資源品,并且抵押比較充分,而只要資產價格沒有大幅下滑,就不會發生債務危機。但動態來看,中國式債務問題的本質是債務人責權利不對應,使得債務問題不斷累積。 地方政府控股的經營性資產(主要是過剩產能部分的)杠桿高,而非經營性資產(土地儲備和資源品)的變現能力強烈依賴于資產價格的穩定。居民資產的60.5%為房產,2012年末城鄉居民房產總值與GDP之比達226.5%,大大高于美國2007年的74%,但低于日本1990年300%以上。地方政府責權利不分明、責權利不對應,有道德風險、對資金價格不敏感;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卻獲廉價貸款。 上述分析,為我們理出了下一步相關制度改革的方向:首先,打破體制內隱性擔保(國家對銀行、對國企、對地方的隱性擔保,地方對地方大企業的隱性擔保),打開各行業的民資準入,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其次,建立有效的風險定價機制,未來金融機構將根據自身資金成本、流動性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發現和選擇客戶,并以提供增值服務為核心競爭力;再者,逐漸打破政府對國企的擔保,可從規模小的國企開始,并為大國企的改革建立時間表。 中短期來看,為使資產價格不出現大幅下跌,需要建立中央考核指標式管理或地方預算的制衡機制。短期最大的風險是外部沖擊。長期問題的最大難題是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博弈。為此,貨幣政策是關鍵的選擇。與CPI相比,央行貨幣政策與物價預期關聯性更強,物價預期已于去年二季度觸底反彈。由于對通脹的擔憂導致監管引導預期轉變,利率中樞趨勢性抬高。銀行間市場資金的收緊將傳導至以票據、國債、信用債等各類金融市場,推高廣義的利率水平。因此,經過6月錢荒事件后,央行的調控手段將更加委婉,從數量控制逐步向價格控制過渡,但對通脹仍保持高度警惕,對流動性的態度依然適度。 現在看來,更大的可能是,在結構調整未結束之前,經濟缺乏向上的動力,而由于我國迄今仍沒有健全的破產制度來解除部分債務關系,地產調控思路轉變將進一步擠出市場自發的轉型升級。這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必須跨過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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