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當前到底有沒有風險?中國會不會發生債務危機?未來的改革路徑會如何?于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會開出什么藥方?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的全貌。
從宏觀數據上看,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增速從2012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7.5%,降低了0.1%,中國經濟似乎并沒有出現“斷崖式下滑”,但為何外界對中國經濟悲觀情緒卻越來越多呢?
的確,近兩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風險也開始“水落石出”,特別是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這種風險更是此起彼伏。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宏觀經濟風險來自于四大方面:債務風險、金融風險、產能過剩風險以及房地產泡沫風險,這四大風險又息息相關,相互傳導和相互作用。
債務風險是首要的宏觀風險。從資產負債表看,中國政府有20多萬億凈資產。2011年18萬億的政府債務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目前占比為50%,與國際通行60%(債務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線標準相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并且低于全球平均80%的比率,更大大低于發達經濟體平均100%水平。
盡管規模不大,但問題在于2013-2014年恰恰趕上債務進入集中還款高峰期,如中國西部一些地方政府近兩年由于財政的必要支出超過財政收入,存在比較大的償付壓力,甚至不排除個別地方政府會出現流動性風險,而一旦資金斷流,大量工程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將面臨爛尾,同時會導致銀行不良貸款激增。銀監會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NPL)二季度增加130億元人民幣至5400億元人民幣,連續七個季度走高,不良貸款率將會隨著地方政府債務到期而進一步上升。
實體部門方面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債務償付壓力。近兩年中國實體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上升,根據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報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在65萬億元左右,相當于GDP的125%左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50%-70%的平均水平。資本密集型部門產能過剩比較嚴重,而且越是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其負債率越高。今年
1-5月,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由于這些企業的負債大部分來自于銀行信貸,這也將影響到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質量。
面對種種經濟風險,新一屆政府的重任就是“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產能化”及其背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而這種結構調整必須觸及其風險產生的制度成因。地方債務風險源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后: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國財政收入集中度和財政支出的分權度雙雙提高。突出表現在中央政府的事權比重逐年下降,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權比重也逐年下降,導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不匹配問題日益嚴重。數據顯示,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財政支出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日益突出。
由于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一方面地方政府盡量提高地區性征稅的強度,從而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的稅負較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導致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造成了整個資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資源配置的扭曲。
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國的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特別是近年來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與房地產貸款之和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近35%,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擠出效應。因此,新一屆政府首要的是從財政和金融資源錯配入手,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
預計11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必然會帶來具有全局意義的改革。新一輪改革將從“放松政府管制,優化制度供給,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標著眼,一攬子改革方案有望出臺。除了已經在人們視野之中的財稅、金融、行政體制改革之外,實現“金融與實體再平衡”是重頭戲,政府將通過控制貨幣過度投放,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而重啟產業升級的進程。
與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的宏觀管理可能更加側重于供給端,通過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人力資本、財政金融資源、技術與創新、產權等要素供給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政府自身的角度看,也將大力推動政府的“簡政放權”,不僅僅是政府縱向放權,也要向市場放權,打破各種權力壟斷,讓中國經濟重回市場經濟的軌道,真正激發內需紅利和制度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