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當前到底有沒有風險？中國會不會發生債務危機？未來的改革路徑會如何？于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會開出什么藥方？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的全貌。
從宏觀數據上看，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增速從2012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7.5%，降低了0.1%，中國經濟似乎并沒有出現“斷崖式下滑”，但為何外界對中國經濟悲觀情緒卻越來越多呢？
的確，近兩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風險也開始“水落石出”，特別是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這種風險更是此起彼伏。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宏觀經濟風險來自于四大方面：債務風險、金融風險、產能過剩風險以及房地產泡沫風險，這四大風險又息息相關，相互傳導和相互作用。
債務風險是首要的宏觀風險。從資產負債表看，中國政府有20多萬億凈資產。2011年18萬億的政府債務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目前占比為50%，與國際通行60%（債務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線標準相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并且低于全球平均80%的比率，更大大低于發達經濟體平均100%水平。
盡管規模不大，但問題在于2013-2014年恰恰趕上債務進入集中還款高峰期，如中國西部一些地方政府近兩年由于財政的必要支出超過財政收入，存在比較大的償付壓力，甚至不排除個別地方政府會出現流動性風險，而一旦資金斷流，大量工程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將面臨爛尾，同時會導致銀行不良貸款激增。銀監會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NPL）二季度增加130億元人民幣至5400億元人民幣，連續七個季度走高，不良貸款率將會隨著地方政府債務到期而進一步上升。
實體部門方面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債務償付壓力。近兩年中國實體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上升，根據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報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在65萬億元左右，相當于GDP的125%左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50%-70%的平均水平。資本密集型部門產能過剩比較嚴重，而且越是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其負債率越高。今年
1-5月，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由于這些企業的負債大部分來自于銀行信貸，這也將影響到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質量。
面對種種經濟風險，新一屆政府的重任就是“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產能化”及其背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而這種結構調整必須觸及其風險產生的制度成因。地方債務風險源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后：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國財政收入集中度和財政支出的分權度雙雙提高。突出表現在中央政府的事權比重逐年下降，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權比重也逐年下降，導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不匹配問題日益嚴重。數據顯示，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財政支出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日益突出。
由于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一方面地方政府盡量提高地區性征稅的強度，從而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的稅負較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導致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造成了整個資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資源配置的扭曲。
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國的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特別是近年來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與房地產貸款之和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近35%，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比較嚴重的擠出效應。因此，新一屆政府首要的是從財政和金融資源錯配入手，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
預計11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必然會帶來具有全局意義的改革。新一輪改革將從“放松政府管制，優化制度供給，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標著眼，一攬子改革方案有望出臺。除了已經在人們視野之中的財稅、金融、行政體制改革之外，實現“金融與實體再平衡”是重頭戲，政府將通過控制貨幣過度投放，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而重啟產業升級的進程。
與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的宏觀管理可能更加側重于供給端，通過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人力資本、財政金融資源、技術與創新、產權等要素供給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政府自身的角度看，也將大力推動政府的“簡政放權”，不僅僅是政府縱向放權，也要向市場放權，打破各種權力壟斷，讓中國經濟重回市場經濟的軌道，真正激發內需紅利和制度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