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工群體多分布于公安、城管等政府部門，名曰協管員、輔警、聯防隊員等。北京市25個部門近日在預算中公布的部分臨時工數量已高達4386人，而這還不包括城管、交管、工商系統這些“臨時工用人大戶”。耐人尋味的是，這龐大的臨時　　工數量居然是建立在有些單位編制尚未滿員的基礎上。
與相關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工作即代表單位的職務行為。但這些政府部門“臨時工”若要實現“同工同酬”，卻頗為不易。這不僅是受制于編制，公務員或事業單位“逢進必考”，有著諸多頗為嚴格的門檻和層層考核。
　　嚴控超編進人，本是政府機構改革、精兵簡政的需要；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諸如以彌補編制人員不足為理由，一些政府部門卻是變相擴編，以臨時工把在編人員“養”起來，以致亂象迭出。
　　其一，臨時工并無獨立執法主體資格，卻頗多被所在單位默許，公然在一線執法。譬如江西湖口縣市容執法局協管員大鄒稱“和其他在編人員一樣，穿同樣的制服……除了工資少點……沒什么不一樣”。這就直接違背了《行政強制法》、《行政處罰法》相關規定，損害了政府公信力。
　　其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大量聘用臨時工，卻無相應財力支付這部分人力成本。如安徽宿州市城管局副局長汪景超介紹，協管員工資沒有納入財政預算，財政部門每年從再就業資金中解決一部分，其余則由單位想辦法解決。湖口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余海波則說：“財政按每月600元撥付了20名臨時人員的工資，其余的工資只得靠財政返還我們上繳的罰沒款。”且先不說執法主體資格問題，這樣的“以罰代管”，個人收入和罰沒款直接掛鉤，臨時工及其所在單位成為利益主體之一，還何談處事公平公正？這必然催生“執法經濟”，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其三，在用人制度“雙軌”，在編人員與臨時工權益存在巨大落差的情況下，容易導致尋租。鄭州市6名在編環衛工就把崗位轉包，以每月幾百元的工資聘用臨時工代崗，自己躺在編制里每月坐收3000元。而更有甚者，河南周口市最近開展公職人員“吃空餉”專項治理，查出人員多達5731名。辛苦做事的人拿錢少，不做事的人卻白拿錢，于這些在編人員而言，是公帑的浪費；于臨時工而言，卻是由身份差異導致的巨大不公。
　　要治理臨時工用工的諸多弊病，其一，優化現有編制并進行動態管理，建立起干部崗位能上能下、單位能進能出的人事制度，對于在編冗員，堅決裁汰；其二，對于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改“花錢養人”為“花錢買服務”，諸如公路養護、環衛、園林管理等事宜，可以通過向建筑公司、保潔公司等公開招標，進行項目的合同承包，從而切斷與臨時工的人事關系；其三，對于涉及行政執法權、依法不得外包的事宜，則還在于需要政府盡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通過培育、發展民間社會自治，來改變原有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大包大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