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日在大連會見出席第七屆夏季達沃斯年會的企業家代表時表示，“我們會用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他同時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市場能做的就讓市場去做，社會可以做好的就讓社會去做，政府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讓市場發揮應有的作用，激發更大的活力，才能形成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這番話激起了各方莫大的期待。
　　在改革形成梯次進展的形勢下，經濟體制毫無疑問再度成為當前改革的一個直接的入口。對此，從上到下已形成了共識。
　　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此后，關于是否會設置體改委等實體機構統籌經濟體制改革等備受關注。日前國務院又批復建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部際聯席會議”成為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機制，將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落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恰在此時，被譽為推動中國改革接地氣的莫干山會議再度推出，三次莫干山會議，恰逢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第一次是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第二次是十八大之前，這一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眾所周知，在中國的政治周期中，三中全會往往是出大思想、定大政策的會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使中國轉向改革開放；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等等。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日趨深入，以及市場開放越深化，面臨的改革創新難度也越來越大，在原有體制上的敲打已經無法促成規模如此龐大的中國經濟在結構上的轉型升級，在這種情況下，面臨的改革壓力毫無疑問也讓社會的預期更高。因此，切實推出一些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改革措施成為緩解當前改革震蕩的一個必然選擇。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必須充分認識改革面臨的矛盾和困難”，“敢于啃硬骨頭”，“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是在強調，此次改革與過去不同，將會觸動一部分既得利益，只有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才能有所突破。政治局會議還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把全社會的力量更好凝聚到實現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和工作部署上來”。這意味著兩點：一是全面改革必須以實踐為基礎，不能脫離現有的改革實踐；二是三中全會探討的所有改革，都要圍繞十八大的目標來進行。
　　據此可以預計，在這個大的主導背景下，強調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有可能打出一面“建立規范、高效、公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旗，這不僅與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會和“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相呼應，還與“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搞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說法完全吻合。
　　選擇經濟改革作為重點，其基本邏輯在于，今天中國的改革要發現新動力，經濟要找到新活力，必須發展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從而創造微觀的經濟活力。而要實現這一構想，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下，只能在經濟體制上入手。因此，新一輪的改革要重構更加市場化的經濟體制。理所當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簡政放權、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打破壟斷、放開市場等一系列問題，都將成為今后改革的重點領域。
　　實際上，近期的經濟金融領域的改革已經在顯著加快，首先就是金融領域，包括貸款利率以及大額存款訂單利率放開在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實施，以及互聯網金融的放開，再加上民營銀行放開都給金融市場的改革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中央確定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的落地，不僅是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措施，更是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戰略步驟。
　　此外，選擇經濟改革作為重點，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涉及深層利益的市場經濟改革成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一種“代償”。從決策層的角度來說，如果能盡量挖掘經濟改革中的潛力，那將是我國在當前的總體情況下最合適的政策選擇。在一定的限度內，這的確會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在當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的情況下，發展的潛力可以說還依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