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生活了20多年，我還不敢說自己參透西方文化。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對各個地方的人進行籠統歸納進而下結論，并非僅僅是中國人的愛好，北美人也喜歡這樣。
19年前，我剛進投行工作時，當時整個辦公樓里沒幾個亞洲人，常常有老美同事問：“你是新加坡人吧？”我說：“不是。”“香港人？”“也不是。”連猜不中，他們多半會上下打量我一番，再說：“你一定來自臺灣！”當得知我來自中國大陸，他們會立刻搖頭：“你不像大陸人。”隨后不甘心地再追問一句：“大陸的哪里？”這就不好回答了。
我雖然祖籍溫州，可出生在上海，按照北美的習慣，應該說我是上海人。但按中國人區分籍貫的標準，我應該是溫州人。因種種原因，我上大學之前連溫州都沒去過，倒曾在北京生活了好幾年，因而說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外出時常被誤以為是北京人。
而原先，我極不愿意被說成是上海人。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上海人自恃自己身居大都市，素質高、品位高、有文化、有教養，總覺得自己見多識廣，對身邊的一切事物，完全按上海人特有的標準去評判，凡事精明愛算計，要“講講清爽”。對于“拎不清爽”（上海話，指不可理喻）的“外地人”，上海人絲毫不掩飾他們的輕視，甚至有點兒鄙視。
再說說溫州人。近10多年來，善于集資抱團炒作的溫州人，組成了一個個“溫州炒房團”在全國各地四處出擊，甚至還炒到了海外，還炒高了各個行業的價格，這種“能力”給溫州人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但扎堆投機也制造了經濟泡沫。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溫州人就被媒體封為“東方猶太人”。我在華爾街工作了十幾年，看到那兒的金融精英近半數是猶太裔，他們常常被責備只對金錢的增長感興趣，不擇手段，沒有道德顧忌。對人對事冷漠無情，沒有溫情和關愛，除非對小圈子里的自己人。在某些人看來，這或許是猶太人和溫州人的相似處。
事實上，上述的歸納判斷是有失偏頗，英語單詞stereotype（刻板印象）就是專門形容這種狀況的——將相同的性格用在團體的每一個成員身上。那么一種stereotype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后來在一份中文報上找到了答案。報上的一篇文章說，在紐約居住著上百個國家的移民，大家普遍認為華人開車最喜歡按喇叭；而黑人最喜歡超速；南美人最多酒后駕車……但真的進行科學統計之后發現并不是這么回事，上述印象是局部印象，是一種錯覺。
同樣，上海多元化的文化形態決定了上海人的多樣化。上海既有很大氣的人，也有很小氣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含蓄的。這個城市的人已經不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上海人，而是擁有全中國各個地方，甚至全世界各個不同特點的人。而溫州人也不全是抱團炒房的投機者，也有大量享譽國內外的專家和學者，比如國學大師南懷瑾、著名作家葉永烈、杰出生物學家林海帆、散文大師琦君、醫學博士夫婦王家驊和夏初臨、基因專家楊煥明、中國現代數學祖師姜立夫……
在國際化的今天，以一種刻板印象去界定一個城市、一個群體的經濟和文化顯然落伍了。而我們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如何擴大自己的視野，還包括如何解放自己的刻板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