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迪是美國一家快餐館的服務生，這位來自拉美的新移民很多年沒有體會到加薪的滋味了，除去房租和飯費之外，辛迪所剩薪水無幾。和她這樣領取最低時薪的美國人多達1500萬，辛迪的故事在美國大小城市都能找到可以復制的版本。
正如大量在美國干刷盤子、刷油漆等臟活累活的拉美人一樣，辛迪覺得能吃飽穿暖已經不錯，并未想過要走上街頭抗議示威。但是并非每個快餐店員工對自己的境遇都感到滿意，近期紐約等約60個美國城市的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連鎖店的員工舉行罷工示威，要求大幅提高最低時薪標準。
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國會在1938年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確立了每周最多44小時工作制(后減至40小時)和0.25美元的最低時薪標準，以加強對勞工權益的保護，各州可根據當地情況設立各自的最低時薪標準，首府華盛頓的最低時薪為8.25美元。自1938年以來，美國最低時薪共計在28個年度得以上調，也即約每3年上調一次，最近一次是在奧巴馬總統上任后，2009年7月將6.55美元的最低時薪調高至7.25美元。辛迪每周干滿40小時，全年不休息，一年的收入也不足1.8萬美元，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總收入一般在5萬美元以上。
近年來，美國高收入階層與快餐店服務生之間的收入“剪刀差”拉大。去年，麥當勞CEO唐·湯普森的腰包入賬1380萬美元，超過一線雇員收入的700倍，社會財富分配失衡加劇的現狀可見一斑。美國智庫預算與政策優先安排研究中心總裁羅伯特·格林斯坦指出，若計入通脹因素，自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最低時薪水平已下降了20%。因此，要求大幅調高美國最低時薪的呼聲一直存在。
但是呼聲存在和呼聲兌現是兩碼事。此次美國各地的快餐店員工“獅子大開口”，提議將最低時薪翻番至15美元，不僅美國歷史上沒有先例，也缺乏政治操作上的東風。在物價上漲但最低時薪四年未漲的背景下，今年2月12日，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提議把最低時薪從7.25美元提高到9美元。白宮主人很快就吃到閉門羹，共和黨人、國會眾議長博納堅決反對，稱這將增加美國企業的用工成本。有意思的是，最低時薪已成為民主、共和兩黨重視大政府或重視大商業理念差別的PH試紙。民主黨將提高最低時薪視為保護低收入階層的手段，共和黨則將阻止提高最低時薪視為調動企業主投資積極性的必要條件。1998年至2006年長達九年的時間中，美國都沒有上調過最低時薪，恰好與共和黨主導國會的時期重合。
當前大幅提高最低時薪也缺乏業界支持的東風。工資水平反映了實體經濟的活躍程度和就業市場的景氣程度。在擺脫金融危機陰霾后，美國經濟已連續四年復蘇，但是產能利用率尚低于過去30年間的平均水平，美國整體的通脹水平近年來運行在美聯儲劃定的2%紅線之內，超過1100萬的失業大軍也給工資上行造成壓力。很多快餐店招工時門口會排起長龍。辛迪的一些同事甚至是擁有大學文憑的高材生。招工不愁，美國企業主何必急于給雇員加薪。明年和后年又是奧巴馬醫改關鍵條款的實施期，強制為雇員購買醫療保險等條款將增加部分企業的運營成本。在面臨醫改這一重大經營不確定性時，代表業界利益的美國全國餐館業協會等組織批評示威的員工擾亂局面。離開行業協會的支持，走上街頭的餐館員工無法形成攻關國會的合力。
美國大量低薪崗位的存在佐證了美國的產業轉型與創造足夠多高薪職位之間的兩難。隨著產業結構變遷，美國就業市場上正發生一場結構性變化，即高報酬崗位減少，低報酬崗位增加。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趨勢。美國制造業等可貿易的高薪酬崗位外流趨勢不可逆轉，電話接線員等大量可貿易的低端服務業崗位已經外包給印度、菲律賓等國，國內新增的是少量金融、IT等高端服務業崗位以及餐館服務員這類低端且非可貿易的服務業崗位。這種趨勢顯然無法為從事低端服務業的雇員改善生活創造東風。近年來，美國新增的多數崗位集中在零售、教育、餐飲酒店業這些低薪酬行業。
沒有任何學貸壓力的外來打工妹辛迪對目前的生活并無太多抱怨，但是那些背負大量學貸但苦于找不到專業對口工作的美國年輕人則有煩惱，因為每個畢業生可以挑選自己的專業，但是決定不了能進心儀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