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中提到的擁堵費引起廣泛熱議。
　　從這次關于擁堵費的輿論背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亢奮的收費沖動。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上已經養成了懶政習慣，遇到問題一拍腦袋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費，對收費形成了強烈的依賴。而且總喜歡揀軟柿子捏，拿沒權沒勢的人欺負，不敢向壟斷寡頭們收費，不敢向大企業大集團開刀，最喜歡從沒啥話語權的車主身上拔毛。
　　所以，每次治堵治污，最終的成本都落到了車主身上，一輛車上已經疊加了無數重復的、不正當的稅費，因為這個軟柿子最好捏！
　　交通擁堵費，實際上是讓車主為政府的錯誤埋單，讓政府從自己的錯誤中受益。一個基本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原則是，不能讓任何人從自己的錯誤中受益，犯錯者必須付出代價，如果一個人犯錯了不僅不受到懲罰，還會因錯受益，這等于是鼓勵人犯更多的錯。一般情況下，犯錯者都會受到懲罰，可由于政府掌握著決策權和懲罰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很多時候政府擁有“犯錯了卻讓別人埋單”、“不僅不受罰還受益”的特權，比如這個交通擁堵費，就是典型的“從錯誤中獲益”：先把城市弄堵了，然后再收費。
　　跟不少地方官員打過交道，他們對本地的擁堵都不當回事，甚至引以為豪，真有“堵車是城市繁榮的象征”之想法。據說要想成為國際大都市，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房價要足夠的高，一是城市要擁堵。房價不高，城市不堵，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國際大都市。于是，一些官員為官一任后，常引以為豪的政績是：房價終于被我搞起來了，面上特有光。城市終于堵起來了，這是多大的政績啊。大拆大建，亂規劃亂建設，沒有長遠眼光，只有短期政績；只看GDP，不看幸福感，城市怎么可能不堵！
　　城市在大拆大建攤大餅的過程中，GDP上來了，官員收獲了政績。大工程大項目的上馬過程中，一些官員腰包也鼓起來了。只顧建設不顧城市承載力，只看短期政績不顧長遠發展，加上吝嗇于公共交通的投資，加劇了城市擁堵。好了，城市堵起來了，然后開始收擁堵費。把城市弄堵的犯錯過程中，政府和一些官員受益了，治堵的糾錯過程，收費，又是讓政府受益。政府兩頭受益，而車主兩頭受損：堵，受害的是車主，治堵，拔的還是車主的毛。交通擁堵費不一定治得了堵，政府卻有了一個新的收費項目。
　　城市越來越堵，公眾沒有見過一次官員因擁堵而丟官，車主卻一次次地被拔毛。治堵的政策不斷地出臺，限號限牌，提高停車費，治堵效果不知幾何，對治堵者缺乏約束，似乎可以無限制地試錯，無限制地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廣大車主。
　　城市擁堵有多方的責任，政府、企業和車主都有責任，可如今車主承擔著無限的責任，所有的治堵政策都在打車主的主意，作為重要的責任方政府部門不僅沒有擔應有之責，甚至想從治堵中獲益，這怎么治得了堵？要治堵，一方面需要對政府治堵進行考核，不能無限制地錯了再試；另一方面需要對治堵的權力進行限制，防范地方借治堵斂財。不能出現這樣的逆向激勵：城市越堵車，反而對政府越有益，因為可以冠冕堂皇收更多的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