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看，養老金是很大一塊隱性負債，我國現行的養老金制度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嚴峻的養老壓力，做實養老金空賬、建立多元化養老保障體系，提高養老金統籌層級與養老基金投資勢在必行。
我國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也是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為1.776億，占人口總數的13.26%，其中65歲以上人口為1.19億人，占8.87%。“十二五”時期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期，預計到2015年，我國老年人將達到2.16億，約占總人口的16.7％，年均凈增逾800萬，并將超過新增人口數量。
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做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沖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于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比如需增加有關養老的財政支出、提高企業養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與養老有關的公共設施等。這些都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產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等。
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力量的選擇歷來是社會養老保障模式關注的焦點。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但是我們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國家保障養老模式？
中國養老金支出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是中國比較沉重的“隱性負債”之一。數據表明，當前我國社會基本養老制度的覆蓋人口約為2.6億，其中1.9億人為繳費人口，而另外7000萬人為領取養老金的人，養老金支出面臨非常大的壓力，出現了比較大的資金缺口。
我國養老金缺口可以從三個口徑來觀察：第一種是當期累計的賬面余額，即歷年養老金收入和支出相抵后的余額。第二種是當期賬面余額與應當積累的余額之間的差距，用這個口徑度量，可以肯定存在缺口，統籌賬戶部分嚴重收不抵支，只好挪用個人賬戶資金。第三種是預計養老金收入和養老金承諾之間的差距。未來的缺口實際上也包含在內。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為2.5萬億元，但是個人賬戶實有資金2703億元，空賬金額高達2.2萬億元。
一方面是不斷增加的養老保障需求，而另一方面卻面臨著非常大的養老資金壓力，那么中國應該選取什么樣的模式呢？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財政壓力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沖擊。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并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兼顧“效率”和“公平”，建立可持續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
1994年，世界銀行首次向各國政府推介建立三支柱養老金制度的思想和建議。第一支柱是強制和非積累制的，是由政府管理的DB型制度；第二支柱是由市場管理的強制性DC型積累制；第三支柱是自愿性養老儲蓄。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模式。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就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全面跟進：
第一個層次，應通過針對老齡人口的福利政策，建立退休養老待遇與工資增長脫鉤，與物價上漲相掛鉤，真正讓老齡化福利與國民的收入增長同步。
第二個層次：完善養老補貼制度，延續居家養老模式。從真正體現“供養與反哺”的血脈相承和中華道德傳統的角度看，居家養老模式還是最被認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青一代面臨的是“421”的家庭結構，政府如何通過各種養老補貼制度，為其減負至關重要。
第三個層次：加大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執行力度。由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統籌模式，即企業和個人為主，政府提供補貼，實行現收現付籌資方式，是一種強制儲蓄型的養老保障模式。
第四個層次：要積極壯大養老基金規模，為養老基金保值增值尋找出口。對于養老金既要體外
“輸血”還要自身“造血”。全國社保基金自成立以來的年均投資收益率為9.8%，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大多時間不到2%，甚至還沒有跑贏通脹。
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養老資金占比相當低。例如，養老基金占GDP的比例最高的是挪威，為83%左右，日本是25%，美國是15%，中國只占到GDP的2%。因此，無論如何為養老金尋找增值渠道，并拓寬養老金融資渠道都是未來的必然趨勢，應該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拓展股票投資、債券投資、私募基金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真正成為中國人養老的“財富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