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證券化的簡單理解，就是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可預期收入的資產，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證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獲取融資、提高資產流動性的一種方式。
　　資產證券化為原始權益人提供了一種高層次的新型融資工具，不僅讓原始權益人能夠保持和增強自身的借款能力，還能讓原始權益人能夠提高自身的資本充足率。同時，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資產證券化還能在不失去對企業的經營決策權和收益權前提下，降低原始權益人融資成本。
　　于投資者而言，購買資產證券化產品可以讓投資者在降低投資風險、突破投資限制前提下，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和較大流動性。于市場而言，資產證券化提高了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健全了多層次投融資架構。
　　在監管轉向和產業調整的大背景下，資產證券化毫無疑問是我國未來的金融創新方向。不過，從資產證券化概念來論，決定資產證券化關鍵在于基礎資產的可預期流動性。而如何識別基礎資產質量和防范基礎資產質量風險，不僅事關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壯大，更關系到資產證券化系統風險的可控。筆者認為，我國目前在防控資產證券化風險時，最重要的就是警惕基礎資產風險。
　　首先，要去掉資產證券化業務過程中的行政色彩。是否選擇資產證券化方式進行融資，應交由企業自主決策。這方面，地方政府最有可能存在干預動力，尤其是在目前城投債收緊和土地財政未完全改變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不然，資產證券化又會變成政府資產未來收益的提前兌現。
　　其次，要充分發揮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作用，統一產品標準和監管規則。目前涉及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監管部門除了銀監會，還有證監會和保監會，很有必要強化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統一產品標準和監管規則，加強證券化業務各環節的審慎監管，及時消除各類風險隱患。此外，還應強化對中介機構的管理，消除中介機構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弄虛作假的沖動。
　　第三，宏觀層面應及時披露國內外行業景氣度，產業結構調整上盡可能不對某一行業產生較大沖擊。資產證券化業務最終依附于各行各業的具體企業，這些企業所屬行業的周期性變化不僅涉及基礎資產的質量，也牽涉到持有證券化產品投資者的預期收益。這就要求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一方面盡可能詳盡地披露國內外相關行業的情況，也要求政府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時不宜對某一行業毫無征兆地大力調控。
　　第四，嚴防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過度證券化。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資產的重復打包泛濫，導致最終整個體系崩塌。我國目前尚未出現打包再打包情況，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則加以令行禁止，在利益的驅動下，這類潛在風險也可能在我國上演。
　　第五，盡快促成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掛牌流通。資產證券化本身就是為企業和金融銀行轉移風險、分散風險和提供投資者渠道而設，應加大此類產品的流通性和變現能力，讓風險在流通中定價和進一步分散。在證券化的推進中，防范隨時可能出現的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