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證券法律制度落后于現實，證券法律規范過于簡單、粗疏的法制現狀。
　　反思“8?16”事件，除了光大證券嚴重影響市場的行為本身之外，監管方的監管不足和監管缺位的疑問暴露出證券市場監管法制缺陷問題。主要表現在：
　　1.《證券法》賦予了證券交易所決定技術性停牌或臨時停市的權力，但是《證券法》卻沒有詳細規定引發技術性停牌或臨時停市的“突發性事件”或“維護證券交易的正常秩序”的內涵與邊界。而證券交易所的《交易規則》也未對此加以明晰。
　　2.2006年制定的《交易規則》規定，“巨額申報，且申報價格明顯偏離申報時的證券市場成交價格”是異常交易，但并未規定針對不同（尤其是權重）證券品種的多個（含同時或連續）“巨額申報，且申報價格明顯偏離申報時的證券市場成交價格”是可能發生嚴重市場風險，并促使交易所決定技術性停牌或臨時停市的“異常交易”。這反映出證券交易所并未將程序化交易、指數化投資等產生的多只股票同時或連續異常交易等行為納入市場重大風險管理體系，嚴重滯后于市場發展現狀。
　　3.即使《交易規則》有明確規定，在證券交易所認為有“其他異常情況”的條件下，交易所可以決定技術性停牌或臨時停市，然而從“8?16”事件的經過來看，證券交易所并未將光大證券的這種未納入法律規范約束的新行為、新情況界定為“其他異常情況”，與事實上形成的嚴重市場風險和明顯投資者損害不匹配，導致社會存在監管不足和監管缺位的明顯指責。法律制度對于證券交易所、中國證監會等部門評估市場風險的標準、啟動市場風險防控的條件和程序、處置市場風險的行為和措施等缺乏規定。
　　市場一度推測，如果證券交易所采取技術性停牌或臨時停市，是否能夠有效降低異常事件發生后的持續交易對投資者形成的損害。而《中國證監會關于光大證券自營交易異常情況的通報》在認為“8?16”事件是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的一起極端個別事件的同時，也明確提出：“證券監管部門和證券期貨交易所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一線監管，完善監管制度和規則，確保市場安全有效規范運行，切實維護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證券市場的發展與證券法制建設息息相關。可以預期，隨著《證券法》的修改提上議事日程，證券法律框架乃至金融法律框架的持續、及時完善、更新，成為未來金融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