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主辦“增長·轉型·改革”為主題的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等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7.6%的經濟增速基本符合目前宏觀調控總體方向和總體預期。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認為，上半年經濟增速比前幾年的速度有明顯的降低，但是從去年二季度開始，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穩定在7.4%—7.9%的區間。從今年上半年的數據來看，我國經濟已經明顯地下了一個臺階，回落到中速發展的階段。以經濟增長速度為主，包括財政收入、外貿等指標，確實已從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長期維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個比較符合目前我國國情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合理區間。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從2012年第二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就已經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速增長階段，未來GDP中速增長將是一個中長期趨勢。
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出現新的變化。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農村勞動力富裕程度大大減少，農民工工資過去五年當中平均增長20%左右，現在工資成本成為最大的壓力，過去主要靠要素投入的模式很難走下去；我國人口在發生變化，過去高儲蓄率推動高投資不能持續了，現在地方債務問題突出，不可持續性日益顯現。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也分析了經濟增長動力下降的幾個因素：從發展的階段來看，勞動和資本的邊際收益率下降是個規律，從土地空間、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實業的資本收益率來看，都反映了這個下降趨勢。所以，未來10年從增長的供給來源看，資本對經濟的貢獻率不可能會上升。從增長的需求來源看，出口上再像過去那樣輝煌根本不可能，而且內部的成本都提高了，其他國家的競爭力也很強。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指出，我國從過去兩位數增長向一位數轉化的變化，不會像日本、韓國的變化那樣有突變性。一是過去的發展模式使得內需潛力沒有釋放出來；二是勞動力開始減少，人力資本的投資增長，每年畢業七百來萬大學生，人口質量的紅利可能替代人口數量紅利；三是我國由于幅員很大，沿海地區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在內陸地區又有相當的生命周期。所以，我國增長速度是往下走的，但是這個過程會比其他的國家要慢很多。
經濟增速合理回落是調結構、轉方式的必要代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卓元研究員認為，現在經濟增速下降點也沒什么特別的，最主要的是就業問題還好。經濟稍微放緩一點，就業沒發生大問題，應該是可以承受的。為了調結構，推進改革，目前的宏觀經濟數據也不必太多驚慌，不需要大的刺激政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教授認為，不應老講百分之幾的增長速度，投資效益怎么樣？資源使用情況怎么樣？如果是沒有效益、或者是低效益的增長就沒有多大意義。
王一鳴認為，轉型到底是什么內涵？主要表現在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提高，然后是消費率提高，研發占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中西部發展加快。而這種結構的變化都是以速度放緩為前提的，都是以增長階段的轉換為前提的。這兩年，服務業比重提高了，去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投資，今年二季度又返回來，因為我們微刺激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認為，我國當前的經濟減速是波浪式的下降，不要刻意去加速。經濟減速的原因有三：一是世界經濟形勢不好；二是我們主動調整結構；三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世界經濟過幾年好轉，我們能不能跟著轉好？關鍵在于創新能力，能不能在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形成優勢，將供給與需求結合起來。
宏觀政策應把握中線，權衡速度與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指出，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適度的增長區間，那時候就有上限也有下限。那時候認為下限不成問題，提出宏觀調控、經濟發展要把握一個中線。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經濟政策應當在增長速度與風險上權衡。我們現在一方面是要以速度去控制風險，速度太快了以后，風險越來越大，現在面臨的環境風險、貧富差距風險、產能過剩的扭曲等等，都越來越突出了，所以要以控制速度去控制風險。另一方面要從風險去控制速度，不考慮風險，僅僅討論速度的高與低，是很盲目的，也是有風險的，要從風險的角度來控制速度和從速度的角度去控制風險。控制速度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最大的風險是就業問題，但是就業在眼前的增速下還不是個主要問題，除非增速再進一步地下降，到6%以下，可能就業的問題就會突出暴露出來，只要經濟增長速度在7%以上，就業問題就不會突出。
過于依賴投資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要以消費需求釋放支撐未來10年的中速增長。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指出，粗放型的增長模式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外需，重速度，不重質量效益，吃資源環境和子孫飯，已經難以為繼。一是因為資源約束；二是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硬約束；三是有悖于發展中國家國情，發展中國家國情不應該長期順差，積累大量的外匯；四是龐大的過剩產能難以消化，一旦外需下降，在幅度較大的時候，國內經濟勢必隨之大幅度下降。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與其他國家不同，由于城鎮化仍有巨大空間，未來10年中國仍處于上升通道，關鍵在于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有效需求規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增長的潛力與前景。消費需求釋放能夠支撐未來10年7%-8%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
保增長最關鍵的是通過新型城鎮化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區，而不是一個增長點。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教授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中國未來保穩定增長的經濟增長區。新型城鎮化是信息化引領下的城鎮化。比如現在麥肯錫提出信息消費，中國去年的電子商務增長速度非常快，信息化和工業化共同發展，有數字城市、信息城市，光建設部搞了90多個信息城市，如果把這個能夠抓好的話，城鎮化新經濟增長區不僅僅能夠解決我們穩增長的問題，還能解決其他很多問題。再比如，農民市民化，縣區經濟城鎮化過程中有可能面積變大。
三次產業都要加快結構轉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認為，發展階段看增長，三次產業看改革，輕重緩急要分清。三次產業看轉型，比如農業，可以通過市場手段，如征地制度改革，產權改革等。現在市場如果不轉型，就難以為繼，要發展新興產業，老產業必須轉型，沒有這個轉型不行。高端的服務業是另外一種消費，更需要體制創新。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在當前的增長形勢下，農業需要轉型。第一，資源問題的約束，比如土地占有量，我們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未來肯定是人增地減。第二，生產經營問題，比如要素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都在上升，如2007-2012年，農民工的工資翻了一倍多。搞規模經營關鍵是土地轉讓費，現在平均起來七八百塊錢一畝，高的兩千塊錢一畝，這要有相當大的消化能力才能經營。第三，農產品質量安全，這里有客觀因素的，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有流通環節的因素，比如加工、儲運這些環節里面也能帶來安全的問題，如何實現綠色增長是個大問題。
曹遠征認為：第一，從全球情況來看，轉型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對世界各國都很重要，大家對中國經濟抱有希望；第二，從轉型上來看，全球向服務業轉型，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而我國服務業基本上還是生活性服務，如果不轉型就會被邊緣化；第三，從全球來看，貿易保護主義的趨勢明顯，但是要以積極的態度來開放。
宋立認為，我國的投資率之所以高，一是我國內生的工業化加快；二是全球化造成的。所以轉型是供給型的調結構。我們可以構造新的優勢，一是把資源放在資本密集型行業；二是對過剩的產能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去，對內生的工業化、城鎮化，該投的還得繼續投，現在是最好的時機，要充分募集社會資金。
經濟成功轉型要靠政府和市場聯手。“調結構、轉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導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夠實現目標？彭森認為不應否定政府在轉型過程中應該發揮主導作用，但是過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則很危險。回顧歷史經驗和教訓，很多時候靠的是產業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企業進行扶持；一旦出現經濟過熱或者產能過剩的時候，又靠簡單的上收審批權力，卻一直忽視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比如，2009年四部委下發文件，抑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實際上產能過剩愈演愈烈，鋼鐵和水泥的產能都是以億噸級的規模在增加；2010年還出臺過一個淘汰落后產能的規定，但也沒有真正發揮作用；近年還搞了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結果出現了光伏和風電等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在“調結構、轉方式”當中，既要政府發揮積極引導作用，同時更要通過改革創新發揮市場的作用。
王一鳴指出，潛在增長率不是固定不變的，其變化取決于改革。改革開放后潛在增長率三次大的上升都是跟改革關聯的，都是因為改革帶動了潛在生產率的提升，所以增長和改革是分不開的。從增長的角度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培育改革新的動力。轉型也取決于改革，政府在以前的轉型過程中作用過大，功能過強，扭曲了一些因素，現在需要簡政放權。
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彭森指出，拉動內需、穩定增長首先要加快落實收入分配改革指導意見。通過收入分配改革理順居民、企業、國家的關系，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時也應該盡快研究出臺政策保障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真正改變社會消費預期，切實提高社會消費能力。
深化以資源要素價格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王一鳴認為，培育改革新的動力，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最關鍵的是要素市場化，包括土地、勞動力、資金的市場化。這就需要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的推進。
彭森提出，要加快資源型產品價格的改革。如根據煤電價格聯動機制，下調電價，推動煤電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通過利率市場化進一步加強對貨幣資本市場的引導，包括可以擴大貸款利率下浮的限制，降低存貸利差，減少金融機構的政策性盈利，真正讓利給實體經濟，釋放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信號，引導社會融資成本逐漸下降。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快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步伐。
周天勇指出，如果沒有就業，沒有很好的工資增長，沒有老百姓創業的富裕，想把民間消費拉起來單靠補貼是不行的。我國和日韓的城鎮化的區別在哪兒？人家戶籍是流動的，人是流動的，臺灣的土地開始也不讓賣，后來老百姓土地可以賣了，如果增值達到百分之百，國家征收40%的稅，留60%給老百姓，就是讓他們辦小餐館、小旅館，讓農民有錢。臺灣的失業率很低，為什么？就是中小企業多。我們未來的增長動力點在哪？一是小微企業創業，使老百姓富裕起來，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第二，國際上經濟增長速度掉下來，到底怎么辦？比如英國和美國，一個靠科技創新、一個是減稅。減費、減稅上應當出重拳，出狠拳。科技創新需要在風險投資、知識產權、抵押貸款等這些制度上創新。現在關鍵的是微創業的準入，需要參照國外經驗建立一個非登記準入政策。
宋洪遠認為，加快農業轉型，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農業現代化一定要規模利用土地；二是經營體制改革，經營要實現專業化經營，有合作社、有社會化服務組織，還有專業大戶、小型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等等；三是面對成本上升，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加快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遲福林認為，如果到2020年，我國的人口城鎮化有現在的35%提高到50%左右，初步實現人口城鎮化，將達到2011年世界平均52%的人口城鎮化的水平。人口城鎮化是發展轉型的最大潛力。以人口城鎮化為支撐，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充分釋放國內最大的需求潛力，將形成我們未來五到十年轉型發展的突出優勢和主要動力，并且使中國中速增長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
彭森指出，城鎮化改革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解決已進城農民工和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現在2.6億農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對于最終消費影響巨大。解決城市中新的二元結構問題，一定要下決心出點大的政策。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曹遠征認為，未來改革核心在兩個方向，一是在經濟方面應該基本完成市場配置資源，這是個核心因素。二是社會正義公平顯得非常突出，特別是在財政上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支出應該是越來越高。中改院一直強調的基本服務均等化，需要有基本制度框架安排。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審批，但政府減少審批很難。所以重要是政府財稅體制的改革，這個可能需要一個全新的考慮。在地方支出責任明確以后，專項支付改成一般性的支付。營改增的情況下，需要考慮由生產性增值稅向消費性增值稅的轉型，這樣通過消費稅創造稅收、引導就業、引導創業，加快結構的調整。
王一鳴認為，從中長期來說，必須改革財稅體制，地方財稅體制要重構。我們去國外了解，財產稅是最基層最大的收入來源。還有一個環境稅，要給地方開辟新的稅源。如果是財產稅而不是增值稅為來源，地方政府拼命去搞GDP的狀況一定會有變化，要順勢而為去推動這種改革。
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模式。遲福林指出，轉型與改革滯后是進入中速增長階段的突出矛盾，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方式是轉型與改革的關鍵和重點，我國經濟轉型面臨的某些突出矛盾，例如土地財政、債務風險、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問題，大都與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模式直接相關聯，不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模式，經濟轉型將難以取得重大突破。
宋曉梧認為，從過去政府導向的發展模式轉向為市場導向的模式，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必須要解決。
鄭京平指出，造成現在經濟增長模式的原因，背后是市場經濟體制不規范，企業和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清晰。特別是縣級政府間競爭發展的模式，就是縣政府主導下以縣域為范圍的相互之間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有它的好處，促進了經濟發展，形成了相對的競爭，毛病就是負外部性沒人管。進一步建立健全以法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規范、管住“看得見的手”，放開搞活“看不見的手”，政府逐漸從市場競爭中退出。改變縣級政府競爭發展模式，需要強化公眾的約束、輿論的約束，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考核要做調整，甚至有的還可以強行規定一些干部的任職期限，現在太短。
汪玉凱教授認為，現在政府改革已經成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結合點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反腐敗，包括司法體制改革，都和政府息息相關。加快政府改革，理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減少行政審批，給市場更大的活力。
與會專家期待，今年下半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有一個改革的總體設計，以形成支撐中速增長的體制安排和體制創新。應抓住時機，進一步凝聚共識，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團結動員全社會關注改革，參與改革，通過改革釋放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