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訪談，解讀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時表示：“要更多地運用經濟、法律和技術手段，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分類指導、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加強政策協同配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差別化的調控。”
　　這段話中所包含的信息意義重大，盡管不是爆炸性的，但卻絕對是革命性的。
　　“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提法最早出自今年6月8日李克強總理在河北主持召開環渤海省份經濟工作座談會時的重要講話，當時的表述是“做好當前經濟工作，關鍵要在穩定宏觀經濟政策中有所作為，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激發市場活力”。時隔53天，“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上下文中增加了“運用經濟、法律和技術手段”和“分類指導、有保有壓、有扶有控”等表述，其中蘊含的信息值得認真分析思考。
　　“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是針對什么的創新呢？顯然是針對現有的宏觀調控方式。現有的宏觀調控方式又是什么呢？顯然，主要是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模式或貨幣主義的“寬松”與“緊縮”。如何創新？這就是“更多地運用經濟、法律和技術手段”的奧義所在。理解其中的信息量，要先認清宏觀調控的對象——現實經濟運行，與凱恩斯主義或貨幣主義的經典描述相比發生了哪些變化。
　　現實中的當代經濟與經濟學的經典描述相比，在“系統化”程度上有天壤之別。試以廣度、深度和復雜度三個角度來說。廣度，即經濟活動的空間范圍，如今，稍微復雜的工業品都是跨國制造，一個產品所涉及的經濟活動范圍往往牽涉幾十個國家。深度，即價值鏈的長度，如今，幾乎任何一個經濟行為背后所牽扯的價值鏈都涉及十幾個以上的行業，比如任何一次網購都能涉及到電商、通信、金融支付、搜索、廣告、物流、工業設計、軟件、制造等。復雜度，即經濟活動的系統集成程度，如今，以“現代服務業”面貌出現的復雜系統工程已經深入到經濟活動的各個角落，比如移動通信網，以及從航空到地質到金融服務的各種“網”，每一個都是集成數以億計組元的復雜巨系統。
　　運行在復雜系統之上的當代經濟，會對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構成何種挑戰呢？簡單來說，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在面對當代經濟中的問題時，會出現調不動、調不轉、調不靈的情況。無論凱恩斯主義的模式還是貨幣主義的模式，都是從“增加供給和消費”角度入手的。在經濟運轉減速時，凱恩斯主義會以財政方式給企業和消費者扶持，貨幣主義會以流動性供給方式給金融體系“撒錢”，希望企業有錢來開展項目、消費者有錢來購買。然而，這種方式只有在大部分企業和消費者都是獨立決策主體時才管用。如今，大多數企業都是復雜的價值鏈體系中的一個環節，當它能夠融到資但上下游價值鏈還是“不轉”的時候，資金就不但起不到扶持作用，反而成為債務負擔。如今的購買方，最終產品消費者也不是大多數，中間環節的購買才是大多數，這就使得增加對購買方的資金支持也不見得能刺激消費。即便對最終消費者來說，他往往也是處在一個系統服務消費者的位置上，比方說類似微信這樣的社會網服務，只有當你的很多朋友也使用了這一服務，你才能把它真正“用起來”。在這個時代，經濟運行減速，其實就是系統運行節奏降低，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往往失靈，在廣度上，由于經濟活動范圍巨大乃至超越國界，于是“調不動”；在深度上，由于涉及環節太多，除非讓各個環節都轉起來，否則調控難以見效，于是“調不轉”；在復雜度上，由于系統太復雜，于是“調不靈”。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必要性了。不難注意到，從系統論角度，人類在調節復雜系統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即通過調節系統運行中的“關鍵點”來優化整個系統的運行。“更多地運用經濟、法律和技術手段”所包含的意思就是，采用微觀的手段，對經濟體系中的“關鍵點”發力，達到優化整個經濟系統運行的效果。
　　從 “分類指導、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加強政策協同配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差別化的調控”當中，就更能清晰地看到綜合運用微觀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的之思路。“分類指導、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實際上是從國家計委到國家發改委多年的項目調控原則，將其運用到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當中，其實蘊含著通過系統性的關鍵項目“收放”來達到調控目標的思想。而“政策協同配合”與“差別化的調控”則意味著財經、法律、產業等多方面政策將在應對經濟系統具體問題當中采取新的綜合運用方式，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協同性。
　　在中國經濟的運行系統需要從外需導向轉向內需導向，“調結構”成為主要目標的情況下，必須要有新的宏觀調控方式，否則無法實現目標。中國是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穩健的主要經濟體，別人的經驗無法回答中國如何調結構的問題。因此，中國只能從實際出發，總結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進行新的大綜合，創造出新的宏觀調控方法體系。對于新的條件下的全球宏觀政策來說，這也無疑具有革命性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