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受到各方更多的關注，特別是在美國底特律市向聯邦政府申請破產保護后，關于中國地方政府是否也會資不抵債，最終如同底特律一樣走向破產的討論十分熱烈。
　　在反思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原因時，很多人把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看作罪魁禍首，認為分稅制后財權過度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債務雪球越滾越大。但事實上，簡單地把地方債務問題歸罪于分稅制缺乏客觀的分析，并非負責任的科學態度。
　　分稅制是規范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成功探索，實施20年來，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分稅制的初衷是解決“兩個比重”過低，即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過低的問題。1992年，我國的“兩個比重”分別為12.9%和28.1%，顯著低于國際平均水平。當時，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受到極大制約，許多地方為了本地利益隨意減免企業稅收、縱容地方保護主義，給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造成極大挑戰。分稅制通過改革稅收體系，規范中央與地方間的收入劃分方式，出臺預算法，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具體措施，在全國范圍內確立了統一的財政管理體制，使中央財政有效集中了更多財力以推行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尤其是通過轉移支付，幫助和支持了欠發達地區發展，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財政收支均等化。
　　分析來看，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首要原因是“唯GDP論”下的發展沖動，是扭曲政績觀的負面后果。1990年至201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保持了年均22.2%的高速增長，這一速度既高于經濟增速，也高于財政收入增速。各地為了追求發展政績，在政府主導下，大規模開展固定資產投資，修高速路、建橋、蓋機場、挖地鐵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由于無法承受這樣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地方政府在財政資金不足時就賣地或去銀行貸款，變著法地設立政府性融資平臺籌集發展資金，對于資金利用的可持續性卻沒有太多考慮，出現了很多“前任債、后任還”的現象。
　　當然，不可否認，一些歷史性因素，如拖欠教師工資、糧食收儲企業歷史掛賬等也形成了一部分地方債務，但與發展沖動帶動下的地方債務膨脹相比，其比重是比較小的。因此，應首先摸清地方政府債務底數，剛剛展開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就是一個有效途徑，這樣才能幫助決策者全面、準確地了解債務規模和形成原因，進而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而不是簡單地讓分稅制背起地方債務問題的“黑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