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從決策層到民間，都在反思投資對中國經濟拉動的作用與效果，認為投資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長期處于高位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時候，林毅夫先生仍堅定不移地認為、堅持不懈地呼吁，中國經濟仍需投資的拉動、高投資的支撐。他更堅定地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要想保持較高增速，就必須繼續(xù)將投資作為最主要的拉動手段。他并列舉了從二戰(zhàn)結束迄今十三個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7%的經濟體的成功經驗作為例證。這些經濟體都是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
也許，從歷史經驗和理論基礎來看，林先生的“投資觀”并沒有值得懷疑和質疑的地方，甚至可以認為，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確實要遠高于出口、消費等其他經濟手段。但林先生忽視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國國情。中國目前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并不支持和支撐持續(xù)、長久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至少，未來若干年內，不再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
一個首要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化水平太低，投資無法成為一個市場元素對中國經濟產生持久、持續(xù)的拉動因素。
投資要想充分發(fā)揮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除非發(fā)生特殊情況，如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經濟災難等，必須以市場為主導，由市場來決定投資的目標、方向、投資規(guī)模和投資數量。也只有充分遵循市場規(guī)律、市場機制、市場原則，投資的質量和效率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才能最大化、最有效化。
而以我國的實情看，市場對投資的影響力還很脆弱、乏力，更多情況下，是政府起了最主要的主導作用。即便是企業(yè)投資，也是政府在發(fā)揮作用。且不說城市建設、房地產開發(fā)、基礎設施建設，就是許多產業(yè)，包括新興產業(yè)，如太陽能、風電、LED光電等，也無一不是在政府的強勢推動下興盛并出現(xiàn)了產能嚴重過剩、相對過剩的。林先生所列舉的其他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7%的經濟體，沒有哪個政府能如此強勢地決定投資目標和方向、規(guī)模和數量的。
也正因為如此，我國的高投資率留下了太多隱患。大家都看到了，這些年來大規(guī)模、大力度、大容量、快速度的投資，已使經濟陷入了更為嚴重的結構失衡、轉型緩慢的格局之中。所以，在市場化進程沒有步入良性軌道、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能有效理順、市場仍被政府牢牢控制、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嚴重滯后的情形下，大規(guī)模投資已很難對經濟增長發(fā)揮正面和積極作用。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新一屆政府沒有繼續(xù)強調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而一再強調市場機制建設和各項體制改革。因為，只有先把市場化問題解決好，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才有可能達到林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因為投資的市場化元素嚴重不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干擾過多，還帶來的另一個缺乏國情支持和支撐的問題：投資格局不合理。具體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非生產性投資嚴重擠占了生產性投資；二是政府性投資、國有投資過多地搶占了民間投資的地盤。就前者來看，2003年可能是個分界嶺。因為，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放開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和投資沖動被激活，非生產性投資就像一匹野馬，以至于在短短的十年不到時間里，就將生產性投資擠到了墻腳。什么叫實體產業(yè)空心化，不就是生產性投資空心化的結果嗎？如果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非生產性投資在唱主角，生產性投資卻捉襟見肘，怎么可能不出問題呢？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怎么可能持續(xù)和持久呢？對后者來說，在改革已經進入到“深水區(qū)”，地方80%以上的國有企業(yè)已經改革改制成民營企業(yè)和股份制企業(yè)、民間經濟已積累到相當高的水平，早已成了吸納就業(yè)的最廣泛的基礎的大背景下，如果投資仍然以政府和國有企業(yè)唱主角，就只能使經濟結構的失衡更為嚴重。從2003年至今，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的突變，我們接連推出了大手筆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yè)投資，民間資本生存空間卻越來越逼仄，這樣的格局，還能說投資對經濟產生了積極的拉動作用嗎？
此外，我國在對投資質量和效率評價上，也存在嚴重缺陷。從總體上講，“固定資產增長率”的概念，已成制約和影響投資的最主要障礙。如果不能對投資的質量和效率做出科學的評價，沒有科學的評價體系與標準，高投資率極有可能是一場災難。
所以，以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為核心的“投資觀”，理論有據，歷史有例，但在當下卻缺乏國情的有力支撐。要想讓林先生的“投資觀”得到實施，首先必須加快市場化建設步伐，加快政府和國有企業(yè)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快市場機制的建立，讓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投資目標確定等方面發(fā)揮基礎作用。否則，寧可容忍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不要再犯“投資依賴癥”、“投資饑渴癥”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