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著重需要探討的是我國高投資率背后的結構性矛盾，迫切需要盡快調整供給結構和要素結構，從外部需求推動轉向內部供給推動，而不是內部消費推動。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揮生產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供給約束，真正釋放生產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經濟的失衡，這些年來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討論的大題目。近日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有關中國經濟可能會因“劉易斯拐點”而“撞上長城”的觀點，引發出激烈爭論。而目前國內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應該由消費取代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要爭論這個問題，先要問消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到底是否可持續？對此，偏偏美國給出的答案也許是否定的。可以說，過度消費早已成了美國經濟長期透支的基本特征，也是釀成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比較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可知，1990年以來過度消費是美國經濟透支的主要形式。1929年至1969年，美國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5.7%，20世紀70年代下降為62.4%，80年代恢復到64.3%，90年代上升到67%；2000年至2008年間這一比重接近70%，高于歐盟27國近12個百分點，高于日本13個百分點。美國透支率的大幅提高，主要是由于私人消費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的，而金融信貸體系不斷地給美國消費者創造持續透支的條件，直至引爆了次貸危機。
可見，依靠任何單一國家作為世界主要凈需求方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再或是將來都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這勢必增加全球經濟增長的波動性與脆弱性，致使全球經濟需求結構、增長結構嚴重失衡。
從中國經濟增長發展階段看，不能不承認，投資仍將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推動力。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9.8%的增長率，除了有2至4個百分點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余6至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投資的貢獻。1995年至2010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9.92%；同期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長11.23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平均比重達到41.63%。特別是近兩年以來，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投資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很清楚，我們現在需要探討的是高投資率背后的結構性矛盾。而這個矛盾與我國長期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注入有很大關系。不妨考察一下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之比）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當ICOR提高時,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資本增量增大,意味著投資的效率下降。筆者計算了中國1978年至2008年30年間的實際ICOR。結果顯示，增量資本產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后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均值為2.56，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成下降態勢。
由于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為實現高增長就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需要大量資本。因此，就目前來看，如果不能有效提高投資效率，投資規模可能也難以大幅下降。
那么，現階段，消費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么？筆者的判斷是，中國經濟靠消費拉動恐怕也獨木難支，甚至難以持續。盡管中國GDP規模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仍屬于世界銀行劃定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行列，如果當前一味強調拉動消費，產業結構就會原地踏步，無法向更高價值鏈的產業升級；企業投入到研發的比重就不會增加，企業生產率也就無法提高。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降至7.5%左右，“增長下行，成本上行”趨勢越來越突出：一方面，三大紅利衰減，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正步入臨界點，步入經濟增長逐步減速的階段；而另一方面，中國又正處于要素價格重新估值的時代，要素成本上漲壓力較大，隨著人口紅利的消減，工資的進一步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恐將消失殆盡，結果當然是整體經濟躑躅不前。所以，當下中國迫切需要盡快調整供給結構和要素結構，需要從外部需求推動轉向內部供給推動，而不是內部消費推動。
由此而論，我們應盡早跳出究竟是投資還是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藩籬。因為單純的內需拉動增長，討論的仍然是總需求的概念，而從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看，核心問題是內部總需求從何處產生。長期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實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雖然也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政府支出計劃也有所調整，但總體上仍不脫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
而如果改變供給，則可起到總需求拉動和促成經濟結構良性變化的雙重作用。毋庸置疑，我國是世界性工業生產大國，制造業產出規模已占世界制造業產出總量的6%左右，但制造業研發投入卻僅占世界制造業研發投入的0.3%。整體上看，我國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還較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較弱，工業勞動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還較大，工業企業平均規模還較小，可持續發展能力還很薄弱，許多傳統產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的現象。
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較低，約為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我國制造業在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以中間投入貢獻系數為例，發達國家一個單位價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值，而我國眼下只能得到0.56個單位的新創造價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個經濟體投入產出效益的另一個綜合指標。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6.23%，與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2.99、22.12及l1.69個百分點，這讓我們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因此，我們理該從傳統經濟增長思維中走出來，著眼于供給，鼓勵技術創新，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揮生產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響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真正釋放生產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