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上緊日子。”這話背后的邏輯就是:權力謙抑,權利才能落地。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樓堂館所,5年內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 這是一份贏得普遍贊譽的禁令,劍指公權力的“中國式奢侈”。如果細究一下“五年禁令”的背景,就像合體的“富春山居圖”,背后總有一些可貴的人為動因:一者,此番近乎“360度無死角”的禁令,可視為新一屆政府踐諾的過程。從25年前的“嚴控”,到今天的“禁止”,不只是一個姿態取向的問題。 二者,如果單純從經濟背景上分析,2013年的中國政府,確實也應該感受到了過
“緊日子”的倒逼之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經濟半年報數據:上半年GDP總額近25萬億元,同比增長7.6%;6月CPI同比增長2.7%,PPI同比下降2.7%,出口同比大降3.1%。盡管一些主要指標仍處在年度預期的合理區間,但經濟環境仍然錯綜復雜。增速回落、下行壓力加大,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經濟復蘇并不明朗,國內轉型調整又進入
“深水區”,行政成本與民生支出此消彼長,“五年禁令”也是順勢而為。 當然,還有一些“具體而微”的公共事件,支撐了這次禁令的鏗鏘出臺。湖南的武當山旅游經濟特區管委會,編制只有45人,行政樓面積卻達20377平方米,人均辦公面積是國家標準的25倍……山寨白宮、山寨人民大會堂等奢華辦公樓隔三差五被網友挖出來暴曬,頂層設計不能不有所觸動。 只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何況,中國的事情,向來都很難令行禁止。公眾絲毫不懷疑“五年禁令”的初衷之善,但制度設計還得“不看廣告看療效”,能不能落到實處,確實也挺讓人擔心。這樣的擔心,基于客觀的現實。因為,類似禁令也不是頭一回見了,震懾效力會不會邊際遞減呢?早在1988年6月16日出臺《關于清理樓堂館所建設項目的通知》;1997年5月出臺《關于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干規定》;1999年12月出臺
《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2003年1月出臺《關于繼續從嚴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項目建設的通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是,效果又如何呢?還是讓數字來說話吧:據審計署統計,2004年至2006年三年間,京津滬等11個城市及其所轄的28個縣市區,違規挪用土地出讓金來建樓堂館所和彌補經費達52.33億元。這就難怪有人形容禁令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好像是在拍皮球,“每拍下一次,反彈更高。”再說,景區“禁漲令”、房價“禁漲令”,好像也沒少見,結果不還是被“報復性反彈”扯回來了。5年后,樓堂館所還會迎來新一輪“普建潮”嗎? 基于以上擔心,真要動真格,根本而已,就只有一條路——將權力關進監督的籠子。具體而言,還得落實到預算硬約束的工作中去、剝除權力隨意花錢的彈性空間,加大公共監督、輿論監督、媒體監督的力度,起碼要讓大家知道黨政機關的樓堂館所在哪兒、標準如何、現狀怎樣,僅靠自查自糾,禁令就有被架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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