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應從單純模糊的總量之爭轉變到分類指導的具體對策上來，方是解決問題的正道。
　　目前，地方債總規模究竟有多大？市場爭議頗大，有人認為是10．7萬億元，有人認為是15萬億—18萬億元，更有人認為是20萬億元，還有人認為如果算上隱性債務還要大。其實，這些輿論只停留在“憂”字上，而對如何解決地方債務的可行性的具體對策，卻幾乎無人論及。這大概與“地方政府本來就不應借債”的計劃經濟傳統觀念有直接關系。
　　我以為，在初步市場化的今天，就中國的當前國情而論，我國面積太大，人口太多，發展水平差異懸殊，因此，討論地方債務問題對策必須有所區別。
　　地方政府債務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蒸蒸日上經濟圈。如北上廣深等大都市圈，借債發展是這些高端都市現代化的必走之路。為了抓住先機，他們的每一步發展僅靠利潤的積累已遠遠不夠，必須走負債發展之路，必須充分利用社會閑散資金，通過舉債使閑散資金快速聚集起來變為現代化新創資本，他們的舉債行為就如現代大企業一樣，無可指責，不必為此擔憂。這些大都市圈還包括：滬寧經濟圈、京津經濟帶、廣深港經濟帶、武漢長沙經濟圈，以及西部區的成都、南寧、昆明、西安和鄭州、濟南、大連、青島、福州等經濟圈，他們正處于昂首闊步向高端現代化邁進，雖然他們的借債不屬于不良債務，卻也被統計在10．7萬億元（或2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借務數字之中，他們的借債都不應是“中國經濟之憂”，而屬于“中國經濟之喜”，不要因此“驚呼”或亂加指責。
　　第二類是屬于正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債務。這部分縣（市）比重最大，難度也極大。債務的巨大風險與機會并存，應該是中央關注的重點。
　　這類處于巨大“風浪”尖上的縣（市）多系二三線縣（市），債務的性質及風險也極不一樣。基本上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債務經濟的良性效應正開始萌發，剛進入“產出”期，但還要借債才能進入良性循環圈。這一層次中，縣（市）究竟有多少，各省、自治區要逐個排隊摸底，并成立一個專業化與規模化協調小組來使這一層次的縣（市）的現代化發揮出倍增效應，從而使地方政府前期的債務順利歸還，同時又不影響他們的發展。另一層次是債務仍處在累增的“發酵”階段。這類縣（市）數量大，究竟有多少我們并不清楚。這一層次中，縣（市）的借債具有巨大盲目性、跟從性，甚至不知未來前景如何，許多縣（市）的項目投入在當前經濟下滑形勢下已出現大量“半拉子”工程。他們“再借債難，不繼續借債也難”。而且是違規者多、貪污腐敗嚴重、債務利息重，風險極大。這一層次縣（市）的債務應是當前及今后 “中國經濟之憂”中的最大之憂。我以為，各省、自治區都應設立一個專門小組來應對。坐喊“危機”無益于事。
　　第三類是在多重現代化因素疊加壓力下，出現了一批被邊緣化的縣（市）。
　　由于我國的改革開放繼續向深度、廣度加速發展，在市場經濟的弱肉強食、生產的集約化、生產性科技的加速、網絡經濟的快速膨脹等多重現代因素的疊加壓力下，一批農業縣、山區縣、邊遠縣及人文環境閉塞的縣，被邊緣化了，應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在全國已初步跨入“中等收入”的背景下，他們卻仍處于簡單再生產的農耕社會階段，勉強溫飽，經濟毫無生氣。比如，甘、云、桂10個縣，總人口236萬，鄉村人為208萬人占達88％，2012年財政收入縣均僅為0．54億元，人均233元。很明顯，指望人均財政收入233元要使縣均23．6萬人口的經濟、社會、文化正常運轉是不可能的。因此，這10個縣的實際財政支出高達101．9億元，即縣均為10．2億元，實際支出為收入的近20倍之巨。那么錢從何而來？顯然是中央及省的財政轉移支付及地方政府的借債。
　　目前而言，一方面，這些縣（市）的財政轉移支付還將必須繼續，并還要增加以維持這些縣的困難運轉。另一方面，這些縣的政府官員必然要千方百計地發展經濟，于是還要有“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出路自然是借債，然而政府辦企業在這類地方受制因素太多，結果形成：政府借債發展經濟——虧損——再借債以圖補虧——再虧——再借債。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改變沿襲下來的舊思路，不能只是根據教科書的理論，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使欠發達地區跟上，不能只是從增加“中央、省財政轉移支付”考慮，這種政策其實只是一種“輸血型”的救急，我們必須改為“造血型”的出路。這是“正能量”的思維。
　　這個構思的最核心要點有二。
　　一曰：在這些縣城內實行五年免稅政策，并嚴格限制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項目，各種財政收入的減少額由中央和省財政補上。這一對策，有利于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地區差距縮小。同時，可使企業的經營成本大大降低，從而增加他們的競爭力與利潤，使更多資本向貧困縣集聚。如能做到這一點，就會使本地經濟多樣化、生產綜合化，將促使農業轉向現代化與農民就業的增加，從而一改沉悶的農耕社會境況，出現初春的萌動。因此，這個構想的原動力不是免稅那點錢，而在于激發貧困縣的正能量。
　　也許有人擔心，免稅太多會影響全局。其實不必過慮。我們可以采取分批的漸進式的免稅制，先搞一部分最貧困縣。據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資料，全國地方財政收入最少的有143個縣，縣年均僅0．5億元，總額為33．5億元，另外132個縣每縣年均收入0．5億元—1億元，總額為98．8億元，這兩類縣共計地方財政收入為132．3億元，只占全國地方政府當年一般預算的2．1％。于是這里出現兩種算術的算法：第一種是中央及省的財政轉移支付，要增補132．3億元，才能使這些貧困縣的財政收入保持原狀；第二種是中央及省財政轉移支付雖新增132．3億元，但卻有力地推動本地經濟多樣化、繁榮與活力，帶來的社會正效益絕不是132．3億元，而是132．3億＋A×X＝B，這個B所產生的正能量將遠遠超過那個132．3億元！那個132．3億元像水源日漸枯竭的水塘，而那個“B”卻是一個水源不斷并日漸旺盛流動的大水庫。所借舊債不僅將可償還，還會使全國經濟早日達到劉易斯“拐點”而進入均衡發展。
　　二曰：政府采購首選政策。這些縣的落后，還表現在營銷的落后，地點遠離消費。因此，還需要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扶一把。即五年內政府采購的首選地應是這些貧困縣，凡這些縣能生產的工、農產品，只要符合衛生及安全要求的，要首選這些縣，即使價格比全國平均高10％。有了這條政策，會使資本蜂擁而至，從而喚起農民的現代意識。現代的消費更可以激發出現代生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