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道稱，我國即將導入存款保險制度，看起來很新鮮的名詞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回溯歷史， 1829年紐約州就形成了這個制度的雛形，比美聯儲資格還老，但現在一般意義上的存款保險制度成形于1934年美國成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一般而言這個制度具有兩個含義：正常情況下個體金融機構破產時的賠付功能，金融體系危機時的防波堤功能，但歷史上二者都效果欠佳。
　　美國遠點如S&L危機，中南美為導火索的金融危機，以及近年的次貸危機等等，最終都需要納稅人負擔。大而不倒被人詬病至今，目前流行的“銀行遺囑”都是其延長線。日本早在1971年就制定了《預金保險法》，但實際上護送船艦型的金融行政根本不允許銀行破產，因此制度建立20年都是擺設。直到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引發不良資產累積問題，該制度才真正發動。其后一系列問題疊加，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96年推動立法，以2001年3月為限凍結了所謂的“清償制度（即所謂的Payoff，保證是以1000萬日元為限）”。
　　跟一般保險一樣，存款保險實際上不保險，而是一種有限度的補償制度。但貸款和存款跟有限責任的股票不同，它具有連鎖效應。因為每一筆存款都是某一筆貸款的延伸，如果不是用市場機制的收益評價來定價的話，這個商業風險宏觀上不能得到有效制約，累積起來就能瘟疫般傳導至整個銀行體系，導致金融體系的危機。
　　近代幾乎每一次關乎美國的經濟危機都有倒霉的花旗，但每次它都能得到美國公共資金的援助。這也客觀上導致了輿論場近年來，對金融機構無視所謂的道德風險胡亂擴張損害公共利益的持續批判。但商業銀行的主營業務在根本上是經濟運行中的商業信用，這個信用不是 Trust，而是包含了商業風險的Credit，不管銀行是否國有，還是銀行貸款的對象是否國有企業，每一筆貸款和存款本質上都是商業信用。
　　事實上，當中國宣布恢復人民銀行以及國庫券發行，并立法明確財政和貨幣政策分開的那一刻起，就意味著銀行貸款和國債本質的不同，就必須接受這個市場規律。但中國的情況也比較特殊，常年來公眾普遍把存款當作一種國家信用對儲戶的保證，事實上中國政府也的確沒有賴賬，但不良債權的處理影響宏觀經濟的后果卻不會因此和發達國家有任何區別。
　　銀行在這種國家默認擔保的市場環境中追求量的規模要來得更容易，其結果就是中國家庭金融資產中存款占到了70%，比極度厭惡風險的日本也高出20%。但實際上存款保險制度并不是保證銀行不出事，而是出了問題賠多少。如果我國也明確制度擔保金額的話，儲戶就能明白，去銀行儲蓄不過是拿錢去銀行購買一個叫存款的金融商品，國家不會為此給你全額擔保。
　　客觀上，這可能產生兩個效果。有金融知識的儲戶可能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甄別和選擇，實質就是一種市場倒逼機制來促進金融機構保持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的同時，積極開發和提供更優秀的金融商品。但另一個結果可能是，出于對金融機構的不信任或者金融知識不夠，民眾對紙幣的需求可能短時間被放大，和過去的日本一樣形成很多所謂的“抽屜存款”，導致資金效率的持續低下。這個問題的解決必然地需要國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規范和誘導，以及金融機構的創新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