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去中山大學辦講座，順便坐直通車去了香港，只為看香港早于內地公映的好萊塢新片《了不起的蓋茨比》，巴茲?魯赫曼導演、萊奧納多?迪卡普利奧主演。觀看之后還真有點失望，雖比前版略佳，可還是撓不到菲茨杰拉德小說原著的“癢處”。
　　世人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興趣經久不衰，除了原作的文體句法、敘事結構的不同凡響，同菲茨杰拉德特別是他太太柴爾達（Zelda）令人著迷的奢靡生活作風分不開。這本小說進入有史以來百部最偉大的英語文學作品之列，并始終被選入美國中小學生參閱甚至必讀作品，當然有其道理。
　　1896年出生的菲茨杰拉德，1940年死于心力交瘁；柴爾達住進瘋人院十多年，1949年在那里的火災中喪命，也沒活過50歲。菲氏寫作生涯前半段（1919—1929），適逢美國國力大盛，充沛的生產力帶來了豐裕的物質享受，不過歷來崇尚勤儉自律的清教倫理，冰消瓦解得更快。當年這種國民精神的狀態，世稱“爵士時代”，在1930年的經濟大蕭條中戛然而止，菲氏夫婦無疑是其中的絕佳偶像。
　　對菲氏夫婦遭際的記述和剖析絡繹不絕，隔三差五地就有新書出來談論這段故事。筆者卻只想談談菲氏家庭財務。畢竟，菲氏夫妻的一生都在“為花錢而賺錢”里打滾。和小說里的蓋茨比一樣，他們也因為無止境地追求奢華瀕于破產而崩潰的。我所依據的，是他們20年間（1919-1940）的家用流水賬和報稅記錄。菲氏的獨生女斯考蒂死前捐贈出這些罕見的財務資料，詳盡忠實地記錄了家庭的收入和開支。
　　為了對當時美國經濟社會狀況能多點感性認識，我把那段時期的美元按購買力折算成眼下的人民幣，便于讀者比較和體驗。按公允的計算，當年1美元相當于現在的30美元多，再乘上眼下的人民幣匯率，折換率約在1:200左右。（當時一輛奔馳房車價格為550美元；而一頓香檳晚餐不到1美元。）如此來算，菲氏1920年的收入達到340萬元（人民幣，下同），達到了美國當時收入最高的1%，納稅28.8萬（大約是收入的8%）。而1919年，他的收入才17.6萬，而且幾乎全部來自短篇小說的稿酬。收入大跳躍主要得自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在那年4月出版，當年版稅就達144萬，其后的4年他收獲版稅400萬之多。《塵世樂園》在菲氏身前賣出了5萬本，超過他死前的任何其他作品。5年后問世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相形大為見絀: 菲氏生前從該書拿到的酬勞總共165萬。不過這部巨著要暢銷得多：現在它給菲氏后人帶來的版稅每年超過330萬。
　　平均而言，菲氏20年筆耕，平均年收入達到了480萬元（即當時的$24000，最高的1938年是$58783；最低是1931年的$9765）。他的平均納稅率在5.5%左右。一個新進作家躍居社會頂端1%的高收入和稅收水平，在當時是什么樣的概念？須知在1920年美國人口才一億剛出頭，只有7%的國民需要納稅；而今天的美國，人口過了三億，納稅人數則超過了45%。按菲氏的收入水平，如今的綜合稅率當在40%之上。
　　當時算巨額收入的480萬怎樣安排？菲氏的理想預算是，開支360萬，積蓄120萬。絕不是他舍不得消費，而是為了要給自己掙得時間精力來創作長篇小說，別再為應付開銷而寫應景文字。可惜這個目標始終都沒能達到，柴爾達和他追逐奢靡生活的狠勁，令他們的收支常常陷入深重的赤字狀況。菲氏夫妻靡費追求的荒唐，有時連野馬似的海明威都搖頭。
　　菲茨杰拉德也為之煩惱不已，他對家用開支巨細靡遺的記錄，就是他當年苦苦掙扎的見證。記錄甚至細到一筆《了不起的蓋茨比》稿費才68元。在1923年1月的家用賬里，他羅列出房租6萬元，傭人工錢6萬元。肉鋪得付多少，酒水若干，應酬交際、購物、差旅交通，等等，所有一切開支，必須控制在 18萬之內，才談得上計劃中的儲蓄。結果，當然又是入不敷出，超支的結果迫使他高度緊張，不能不夜以繼日趕稿，因為這是菲氏唯一的收入來源。
　　在《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前后，菲氏發表了兩篇文章：“一年賺36,000 美元你怎樣過活” 和“幾乎沒收入時你又怎樣過活”，很有趣地描述了他的錢財觀，以及他在實際生活里的困窘。在支付壓力的煎熬下，菲氏終于在盛年崩潰了。雖說在他短暫人生的最后三年，為好萊塢編寫腳本的收入還是相當可觀的，每星期薪酬很少低于20萬元。
　　菲氏夫妻的凄慘結局，不由讓人想起他的名句，“可惜青春不能恒久”；與張愛玲名句“成名須在年輕”真是異曲而同工，而兩者的結果，都令人喟嘆。菲氏憑著天分和一支筆，既貴且富，然因對奢華方式無止境的渴求，終究不得善終，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