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去中山大學辦講座,順便坐直通車去了香港,只為看香港早于內地公映的好萊塢新片《了不起的蓋茨比》,巴茲?魯赫曼導演、萊奧納多?迪卡普利奧主演。觀看之后還真有點失望,雖比前版略佳,可還是撓不到菲茨杰拉德小說原著的“癢處”。 世人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興趣經久不衰,除了原作的文體句法、敘事結構的不同凡響,同菲茨杰拉德特別是他太太柴爾達(Zelda)令人著迷的奢靡生活作風分不開。這本小說進入有史以來百部最偉大的英語文學作品之列,并始終被選入美國中小學生參閱甚至必讀作品,當然有其道理。 1896年出生的菲茨杰拉德,1940年死于心力交瘁;柴爾達住進瘋人院十多年,1949年在那里的火災中喪命,也沒活過50歲。菲氏寫作生涯前半段(1919—1929),適逢美國國力大盛,充沛的生產力帶來了豐裕的物質享受,不過歷來崇尚勤儉自律的清教倫理,冰消瓦解得更快。當年這種國民精神的狀態,世稱“爵士時代”,在1930年的經濟大蕭條中戛然而止,菲氏夫婦無疑是其中的絕佳偶像。 對菲氏夫婦遭際的記述和剖析絡繹不絕,隔三差五地就有新書出來談論這段故事。筆者卻只想談談菲氏家庭財務。畢竟,菲氏夫妻的一生都在“為花錢而賺錢”里打滾。和小說里的蓋茨比一樣,他們也因為無止境地追求奢華瀕于破產而崩潰的。我所依據的,是他們20年間(1919-1940)的家用流水賬和報稅記錄。菲氏的獨生女斯考蒂死前捐贈出這些罕見的財務資料,詳盡忠實地記錄了家庭的收入和開支。 為了對當時美國經濟社會狀況能多點感性認識,我把那段時期的美元按購買力折算成眼下的人民幣,便于讀者比較和體驗。按公允的計算,當年1美元相當于現在的30美元多,再乘上眼下的人民幣匯率,折換率約在1:200左右。(當時一輛奔馳房車價格為550美元;而一頓香檳晚餐不到1美元。)如此來算,菲氏1920年的收入達到340萬元(人民幣,下同),達到了美國當時收入最高的1%,納稅28.8萬(大約是收入的8%)。而1919年,他的收入才17.6萬,而且幾乎全部來自短篇小說的稿酬。收入大跳躍主要得自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在那年4月出版,當年版稅就達144萬,其后的4年他收獲版稅400萬之多。《塵世樂園》在菲氏身前賣出了5萬本,超過他死前的任何其他作品。5年后問世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相形大為見絀:
菲氏生前從該書拿到的酬勞總共165萬。不過這部巨著要暢銷得多:現在它給菲氏后人帶來的版稅每年超過330萬。 平均而言,菲氏20年筆耕,平均年收入達到了480萬元(即當時的$24000,最高的1938年是$58783;最低是1931年的$9765)。他的平均納稅率在5.5%左右。一個新進作家躍居社會頂端1%的高收入和稅收水平,在當時是什么樣的概念?須知在1920年美國人口才一億剛出頭,只有7%的國民需要納稅;而今天的美國,人口過了三億,納稅人數則超過了45%。按菲氏的收入水平,如今的綜合稅率當在40%之上。 當時算巨額收入的480萬怎樣安排?菲氏的理想預算是,開支360萬,積蓄120萬。絕不是他舍不得消費,而是為了要給自己掙得時間精力來創作長篇小說,別再為應付開銷而寫應景文字。可惜這個目標始終都沒能達到,柴爾達和他追逐奢靡生活的狠勁,令他們的收支常常陷入深重的赤字狀況。菲氏夫妻靡費追求的荒唐,有時連野馬似的海明威都搖頭。 菲茨杰拉德也為之煩惱不已,他對家用開支巨細靡遺的記錄,就是他當年苦苦掙扎的見證。記錄甚至細到一筆《了不起的蓋茨比》稿費才68元。在1923年1月的家用賬里,他羅列出房租6萬元,傭人工錢6萬元。肉鋪得付多少,酒水若干,應酬交際、購物、差旅交通,等等,所有一切開支,必須控制在
18萬之內,才談得上計劃中的儲蓄。結果,當然又是入不敷出,超支的結果迫使他高度緊張,不能不夜以繼日趕稿,因為這是菲氏唯一的收入來源。 在《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前后,菲氏發表了兩篇文章:“一年賺36,000
美元你怎樣過活”
和“幾乎沒收入時你又怎樣過活”,很有趣地描述了他的錢財觀,以及他在實際生活里的困窘。在支付壓力的煎熬下,菲氏終于在盛年崩潰了。雖說在他短暫人生的最后三年,為好萊塢編寫腳本的收入還是相當可觀的,每星期薪酬很少低于20萬元。 菲氏夫妻的凄慘結局,不由讓人想起他的名句,“可惜青春不能恒久”;與張愛玲名句“成名須在年輕”真是異曲而同工,而兩者的結果,都令人喟嘆。菲氏憑著天分和一支筆,既貴且富,然因對奢華方式無止境的渴求,終究不得善終,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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