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同行被一位女員工告到了工會，說是他克扣工資，并給他戴上了“奸商”、“剝削”的帽子。同行一臉委屈和無奈：這位員工四次以離職相威脅要求加薪，上班期間多次溜號，布置的任務缺斤少兩，多次溝通未果才憤而將其辭退！好在工會在調查之后，認為這位同行的做法并無不妥，并提醒他注意保護勞動者權益，這才將他從“道德”的不義之處挽救了回來。
　　類似的故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尤其在小微企業。對孱弱的小微企業主來說，“老板”兩個字好聽不好當，在傳統文化的語境當中，無論是“無奸不商”的評價，還是“士農工商”的排序，商人的地位不高，還要背上道德的罵名。在涉及勞資糾紛的時候，大家都很熟悉的剝削理論往往會站出來，為勞方撐腰，似乎只有他們受了委屈，“老板”的什么遭遇都是活該，圍觀者往往會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譴責“老板”！
　　由剝削理論帶來的斗爭哲學，常常在制造矛盾，無助于勞資雙方的和諧。只有去掉道德的外衣回到法治的層面，我們才能發現，勞資雙方在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雙方都沒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根據勞動合同的約定，依照法律的規定各自恪守本分，“老板”（資方）要有效地盤活資源，改善經營狀況，提升員工技能，增加員工收入；員工也要對得起那份工資，遵守企業章程，干好本職工作，如此這般，才能守住各自的底線，擴大雙方的利益交匯點，才能減少矛盾和無謂的糾紛。
　　昨日拜讀經濟學家茅于軾的一篇文章深受啟發。他對傳統的剝削理論進行了質疑：勞方的工資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資方和勞方的約定以此為參照就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剝削之說。傳統的剝削理論站在資方能夠單方決定勞方工資的角度，認定資方存在剝削。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強大的資方也無法壟斷對勞方的“定價”，單方決定勞方工資，勞動力市場的雙向選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勞方可以選擇用腳投票，資方也可以多些招聘渠道。再者，如果企業的剝削無處不在，那應該不存在虧損企業，家家盈利才對，可事實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企業在倒閉。
　　如此說來，老板和員工誰剝削誰還真不好說。如果員工溜奸耍滑或者出工不出力，創造的價值還趕不上工資，恐怕真正受剝削的是老板，該受到譴責的當是員工。企業的利潤之源，不在于剝削，而來自于資方的生產要素投入，包括資本、技術、廠房，尤其是企業經營管理的能力，能否得到市場的認可。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北大著名的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就曾提出：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顯然，即使時隔20多年之后，這個觀念仍然顯得很“前衛”。現代社會本該具備的契約意識和法治觀念，還沒有成為我們評判事物的標準。企業經營者，尤其是小微企業主，并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他們在為社會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承受巨大的市場風險的同時，還是常常會被貼上“制假售假”、“以次充好”、“唯利是圖”的道德標簽。盡管這樣的奸商事實存在，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成為政府推卸管理失責的借口。
　　本文無意于探討理論。我想說的是，在眼下經濟放緩的情形之下，讓做企業的看到奔頭，至少不要太憋氣；讓做員工的腳踏實地，至少不要太過頭。恐怕對改善經營、經濟回暖來說不是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