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金融的背景是馬漢的“海權論”，認為以貿易（商品輸出）立國的國家，必須奪取并保持制海權，特別是與國家利益和海外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主要因素。
　　這里的海權既包括海上軍事力量，也包括非軍事力量，即以海外貿易為核心的，和海洋相關的附屬機構及其能力。陸權金融是對海權金融的補充，二者并不矛盾。
　　我們正處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深刻變化的時間節點：如果說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增量資產貨幣化”，那么未來三十年一定是“存量資產證券化”。始于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的“增量資產貨幣化”過程，是中國巨大人口紅利的實現過程——勤勞的中國人民實現了海洋貿易的財富創造，輔以滾滾外匯增量儲備帶來的本國增量貨幣發行，讓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貨幣財富。但是，隨著海洋貿易的增長飽和，國際貿易不平衡問題使得中國增量貨幣化過程面臨瓶頸，中國經濟需要更多地通過內部挖潛來實現可持續增長。
　　中國經濟的內需增長時代，一方面需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通過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提高資產證券化的比例，培育中國創造力；另一方面需要把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作為一種發展潛力和機遇來看待：依托內陸開放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構建歐亞大陸的物流體系，把西部經濟的巨大能量，作為下一個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陸權金融的創建，則是內陸開放的重要基石。只有加快內陸金融中心的建設，才能解決內陸開放中的巨大資金需求，解決內陸存量資產證券化的融通需求。這種資金洼地和融通中心職能，離不開國家級的金融頂層設計。我們暢想，國家戰略上能否把重慶作為繼上海、深圳后，第三個國家級金融交易中心，把重慶定義為中國的“陸權金融中心”，把重慶的金融輻射擴展到西亞，甚至東歐，以填補我國“海洋金融”的戰略空白。
　　新型城鎮化將帶動陸權金融的發展。過去三十年，東部地區借助改革開放的春風，依靠“海權金融”走出了一條海上貿易創富的道路；同時，完成了以東部城市化為特征的“舊”城鎮化。之所以稱之為“舊”，一方面是它造成了東西部城市化率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太少。隨著海洋貿易增長到一定階段，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是一個跨越三十年的大周期，那么，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則是未來十年的中周期命題。從現有條件看，西部地區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包括至少兩部分，第一是承接東部沿海向內陸轉移的、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二則是依托內陸開放的優勢產業集群，例如重慶打造的全球筆記本電腦產業集群，其產業輻射半徑遠遠超過了西南地區、超過了長江流域，而且通過歐亞鐵路等物流安排，輻射到全球。升級的西部產業鏈，將真正改變加工貿易的發展模式，宛若橫貫歐亞大陸的新絲綢之路。
　　內陸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既要借助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建立內陸開放的新產業集群，也要注重西部傳統老工業基地的產業升級和存量盤活，這些都離不開金融業的助力。金融業是資產證券化的中介機構，對于老工業基地的存量資產盤活具有關鍵性的意義，而重慶如能作為內陸開放的中國第三大全球金融交易中心，將可以提升內陸產業輻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