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成為戰略性歷史性會晤的“習奧會”，在某種意義上，是當今世界兩個最主要經濟體圍繞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一次競合性博弈。
沒有了國事訪問中的繁文縟節，兩國首腦以閑庭信步之勢，就雙邊關系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了一系列共識，的確開創了新時期中美首腦互動新范式：雙方同意加強經貿、能源、環境、人文、地方等廣泛領域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改善和發展兩軍關系，推進新型軍事關系建設；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兩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拓展合作，推動亞太和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而從國際社會對本次“習奧會”的空前關注以及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友日本的緊張反應來看，正在構建中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僅有可能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也有可能對世界政治格局包括地緣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不過，國家利益的碰撞從來不相信浪漫。就在中美兩國政府換屆之后元首首次面對面接觸之前，歐盟決定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11.8%的臨時性反傾銷稅。這再次印證了自由貿易在利益至上的歐洲人眼里從來就是假命題，在實體經濟領域漸漸被中國拋在身后的歐洲，正在有意配合美國從戰略上遏制中國擴充貿易邊界進而升級價值鏈。
的確，在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引致的“達爾文主義式”沖擊下，美歐過去所握有的絕對優勢地位遭到了空前削弱。按照表面唱衰實則是戰略提醒精英層的美國人估計，美國經濟增速將降至1%并維持一代人的時間，美國必須做好降格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思想準備。他們還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的預測，即到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123萬億美元，接近2000年整個世界經濟產值的三倍，中國人均收入將達到8.5萬美元，超過歐盟人均收入預測值的兩倍。不過，即便是最樂觀的估計，2040年的全球經濟格局也不大可能是福格爾所給出的這張預測圖，除非這期間發生更大層級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摧毀歐洲的經濟與福利體系。
筆者認為，從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競爭趨勢來看，中國在2020年前后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自然邏輯延伸。不過，美歐至少在短期內尚未做好接受中國要成為全球主要力量中心的心理準備。中國可能需要花費20年乃至更長時間才能建立起基于本國經濟發展范式的全球性機制化話語體系。
美國人看重經濟數據但又不會為簡單的數據對比所累。盡管去年中國的出口總額領先美國4000多億美元，在中美雙邊貿易結構中，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2189.2億美元，但美國卻是全球貿易價值鏈上最大的獲益者。美國一向引以為傲的服務貿易去年盈余高達1953億美元，真正是低成本高收益！在美國去年的貿易赤字中，高達53.9%來自石油，而在美元占石油貿易結算90%以上的今天，這種簡單的數字游戲對美國的收益遠大于成本。在美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貿易與支付中介的金融框架下，美國既可憑借全球貿易對美元的需求使各國依托于美國的金融系統和美元展開經濟活動，又可使中國等國背上破壞自由貿易的惡名。如果中國始終欠缺自主品牌又基本不掌握定價權，即便出口量占全球出口總額的20%以上，又能有多大戰略價值呢？
至于看起來似乎更具指標意義的中美GDP此長彼消，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和產業分工格局下，某種意義上說也只是數字變化的比較而已。至于2020年兩國在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對重要產業的控制力，在全球經濟治理秩序中的實際地位等方面的差距，盡管會比現在有所縮小，但整體上中國的弱勢地位不太可能有根本性改變。
倘若以美國為核心主導力量的機制化霸權體系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不變，而中國在短期內又不大可能嵌入此種體系，則即便在2020年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中國本質上也可能是類孤立型的超級經濟體。
1944年以來，美國之所以穩居全球價值鏈分工之巔，除了戰略謀劃能力，還得益于其在戰后建立起的機制化霸權。即美國通過左右一系列國際組織、機制和聯盟建立起來的秩序范式。迄今，美國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主宰格局未改變，而且還在通過啟動美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和推動建立TPP鞏固以美歐范式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此外，美國依然較為牢固地控制著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與修改權、金融市場定價權以及金融工具的創造權。而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又使那些意圖挑戰這種機制化霸權體系的國家退避三舍。
今日的中國欠缺當年英、美崛起為世界中心力量時的那種外部支持環境，中國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經濟、金融、技術和高端人力資源；尚未建立起高端技術儲備的中國，短期內依然離不開對美、歐、日技術的依賴。只有在建立起基于本國經濟發展范式的全球性機制化話語體系方面及時補課，中國才有望盡早擺脫“類孤立型超級經濟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