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審計署公布了36個地方政府本級2011年以來政府性債務的審計情況公告。這是繼兩年前首次公布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情況之后，審計署又一次公布重要的地方債務數據。數據顯示，一些省會城市償債率指標偏高。2012年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有13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償債率超過20%，最高的達60.15%。
　　結合上一次數據，大致可知：最近兩年來地方政府舉債促發展、舉債出政績的做法并未從根本上收斂，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可能還在增加之中，局部地方的償債壓力和債務風險逐漸加大。
　　此輪地方債問題，從直接原因看是2009年4萬億刺激計劃的結果，但追根溯源，地方債快速膨脹、局部風險快速聚集，則與以前屢發的地方財政金融問題有著相同或類似的機制。正是這些機制的綜合作用，讓地方政府債務呈現出“軟約束”特征。
　　首先是地方和中央關系的扭曲。在中央政府充當最終隱性擔保者角色時，地方政府舉債自然顧慮更少。早期，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在向國有銀行借錢時，基本上不考慮還錢的壓力，“借”來的錢可以發展企業和地方經濟，最終還不了錢，成本則由全國人民負擔。這種情況下，自然是能“借”到多少就借多少。今天，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債多不愁，與借債對象是國有銀行就有著直接關系。
　　民間有一種現象，就是借債越多底氣越足，這種情況在地方政府身上也某種程度存在。只要將自己與金融安全捆在一起，就可以倒逼中央政府不敢緊縮經濟，不敢對房地產調控出真招，一些地方政府和社會上某些人確實就是這種思維方式，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債務對地方政府的約束自然無力。
　　其次，現行政績制度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使地方政府舉債時嚴重忽視風險，甚至無所畏懼。地方官員由上級任命，而其重要依據就是經濟指標，特別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數字，這種政績制度下追求增長成為官員“理性選擇”，而為了實現增長，自然會采取各種手段。當人大機構和當地民眾無法有效制約官員時，超過承擔能力的舉債自然成為手段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手段。還有一種情況是，部分民眾看不到負債的長期后果，而被短期可見的經濟變化所迷惑，自覺放棄了對當地政府舉債的監督，甚至認為大舉負債搞建設是官員有魄力的表現。這也是地方政府敢于、樂于不計后果舉債的原因之一。
　　政績激勵和約束軟化必然導致短期行為。有了政績可以升官，麻煩可以留給下一任官員，后遺癥由當地老百姓承擔，地方官員自然什么也不用怕了，什么債務率指標，什么償債能力統統拋諸腦后，只要自己任內不出現債務危機就可以了，或者是出了債務危機時暫時應付、掩蓋過去就萬事大吉。我們看到，2011年審計報告公布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對平臺融資的規范和清理，地方政府從銀行借債越來越難，于是通過信托、建設—移交（BT）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融資、違規融資的現象迅速蔓延，中央政府的監管措施輕易地被地方繞過，一些地方的債務還在以很快的速度增長。
　　第三，政府經濟權力過大也是導致債務膨脹的重要原因。正如審計署所指出的那樣，一些地方政府將償債的希望寄托在土地財政上。今天，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商業模式”十分簡單：一邊通過舉債來搞基建，一邊通過賣地來取得財政收入并以之作為償債的來源。這個模式順利運轉下去的關鍵是土地市場，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對土地市場抱以樂觀預期，正是相信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控制與房地產相關的整個鏈條，可以維持土地市場的暢旺。這種虛幻的自信心理，也是地方政府敢于大膽借債、高成本借債的動力之一。
　　客觀地看，在目前階段地方政府承擔著一定的基礎建設任務，出現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債務是正常現象，應該通過債務工具規范化，加大信息透明度等措施來控制其風險。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體制性因素導致地方債務出現了嚴重的軟約束問題，從長遠看，這種軟約束體制是比具體債務數字更危險的因素。計劃經濟時代，與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相伴生的投資饑渴癥和低效率，最終使計劃經濟無法持續。同樣，地方政府的債務軟約束，將會嚴重影響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從上而下的監管約束其膨脹固然必要，但從長遠看，更重要的是從中央地方關系調整，消除中央地方博弈中的道德風險，徹底改變官員產生和提拔方式，消除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濟運行權力等方面著手，建立起地方財政預算硬約束機制，發揮債務的正面意義，預防債務危機，使地方財政處于長期可持續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