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與農業、工業、服務業具有密切的聯系，真正的城市化會使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得到質的飛躍。
當前，推進城市化首先要處理好城市化與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之間的關系。
——城市化與農業
推進城市化離不開足夠的糧食供給。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雖然實現了“九連增”，但自取消農業稅、實行糧食補貼之后，客觀上存在著某些人為騙補而造假的動機。據央視前不久報道，糧食系統宣稱：由于我國糧食儲存設備落后，每年要損耗大批糧食。原因姑且不論，但至少說明糧食系統已經承認可用庫存并沒有收購的那么多。再加上近年來，一方面我國糧食進口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糧食價格卻在不斷上漲。在此背景下，如果對我國糧食形勢判斷過于樂觀，就有可能導致城市化的超前發展。
在這方面我國是有過慘痛教訓的。20世紀50年代后期實現“糧食大豐收”時，我國城市化曾出現過“大躍進”局面，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但是到了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出現了大規模糧食饑荒，許多“城里人”又不得不回鄉務農，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
——城市化與工業
城市化有一個讓人十分糾結的地方：一方面，如果沒有工業，沒有制造業，城市很難形成聚集效應，很難解決城里人的就業問題。在這方面，我們也曾有過沉重的教訓：文革時期之所以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美其名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真正原因就是解決不了城里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并且危及到了社會穩定，所以毛澤東才憑借其個人“權威”和“智慧”，號召廣大青年到農村務農，暫時緩解城里的就業壓力。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工業與城市緊密結合在一起，又會產生嚴重的污染問題，最近一個時期北京的霧霾天氣，部分原因就是由于這些年北京及周邊省市上了大量的工業項目，形成大量的工業氣體排放和因貨運量增多導致交通擁堵而形成的尾氣排放，因此，走綠色城市化道路恐怕是必由之路。
——城市化與服務業
依據國際經驗，城市化通常會伴隨著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然而，由于我國的城市化往往不能使失地農民順利地轉化為城市市民，因而難以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有學者測算，2010年，我國287個地級市市轄區的城市化率與第三產業比重的相關系數僅為0．077。
我國城市化沒有帶來第三產業的相應發展，原因之一是由于雖然城鎮人口在增長，但是城區面積擴張得更快，其結果，城市人口密度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由此可見，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要想加快服務業發展，就必須改變目前這種“攤大餅”式粗放型城市化模式。
城市規模過小，則聚集不了足夠的產業和人口，產生不了規模效益。如果城市規模過大會導致“大城市病”，嚴重困擾城市安全運轉。
世界城市化模式大體分為三種，一種是政經集中型，以日本為代表，相似的有韓國；另一種是政經分離型，以美國為代表，相似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第三種是分散型城市群，以德國為代表。
——政治經濟模式決定城市化模式
決定一國城市化選擇何種模式的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還是取決于該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國土面積。
日本是單一制小國，屬政府主導型經濟，因此，盡管中央政府一直試圖走分散型城市化道路，但結果卻事與愿違，最終還是走上了“東京一極集中”的政經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導致東京人口規模過大，全國26％的人口都集中在首都圈以內。究其原因，還在于其中央政府對經濟發展干預過多，企業上項目都需要獲得相關部門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因此都愿意往首都跑，結果導致東京的城市規模越來越大。
美國是聯邦制大國，屬市場導向型經濟，中央政府事權有限，因此其城市化屬于政經分離模式：經濟中心大，政治中心小。美國的經濟中心在紐約，人口達1800萬；政治中心在華盛頓，人口只有60萬。又如加州，經濟中心在洛杉磯，人口達1295萬；但其州政府卻在薩克拉門托，人口只有46萬。
德國雖然也是聯邦制國家，但采取的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政府作用適當，屬于分散型城市群模式。2010年底，德國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只有柏林、漢堡、慕尼黑（最大城市柏林人口不過340萬）；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不過80個；而人口在2000至10萬之間的中小城鎮卻承載著4970萬人，約占德國人口的60％，形成了以大城市為龍頭，以中小城市為主體的11個城市群。
——融資模式影響城市化模式
影響城市化模式的因素，除了政治經濟模式以外，還有一個就是融資模式。
由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超前特性，因此必須舉債融資。但由于目前我國地方政府沒有自主發債權，又由于現行土地制度存在嚴重缺陷，所以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也能夠依靠買賣土地來賺取巨額差價并從中獲益。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幾乎占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土地財政的城市化融資模式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一方面，殘酷剝奪農民利益，抑制農民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推高房地產價格，抑制城市居民的消費；同時還加劇了社會矛盾，并導致城市“攤大餅”式的粗放型擴張。
——推進城市化要注意最佳城市規模
無論采取哪種城市化模式，城市都有一個規模效益的問題。如果城市規模過小，則聚集不了足夠的產業和人口，產生不了規模效益。如果城市規模過大，則不僅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還會產生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水資源匱乏，以及社會治安混亂等“大城市病”，嚴重困擾城市安全運轉。
日本學者通過對日本城市所做的計量分析表明：（1）如果從人均公職人員數最少的角度來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在32萬—33萬之間；（2）如果從人均財政支出最小的角度來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在20萬左右；（3）如果從人均自主財源最大的角度來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在16萬—26萬之間；（4）如果從人均基準財政需求最小的角度來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為27．8萬人；（5）如果從行政服務水平與人均財政支出的比例來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為23．9萬人。
城市化面臨著規劃管理、規則管理和公共管理等三大管理，如何協調三者，是當務之急。
——規劃管理
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是制定和執行城市規劃。但是在我國，由于地方政府首長頻繁更換，導致城市規劃也跟著不斷調整，嚴重影響了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如何將城市規劃的制定和執行納入民主化、法制化軌道，形成長效機制，實屬當務之急。
——規則管理
農民進城，就要遵守包括交通規則在內的各種城市規則。在國外，雖然路口沒有警察，但是沒有人敢闖紅燈，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有著一整套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嚴厲處罰。而我國，由于缺少規則教育和規則管理，農民進城往往把鄉下的各種傳統習慣統統帶到城里來，導致城市“農村化”現象十分嚴重。因此，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不僅要有“土地的城市化”，還要重視“人口的城市化”，更要重視“人的城市化”、“人的素質城市化”。
——公共管理
根據國際經驗，在城市化過程中，往往會伴隨著因土地問題、環境污染等引發的市民運動。為此，只有改變過去那種集中統一的公共管理模式，向城市分權，實行城市自治，才能夠滿足廣大市民的民主參與愿望和城市政府的應急處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