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安徽省國資委日前其省屬企業“互買產品”，其背景正是當前許多地方國企陷入盈利下降甚至虧損的境地。
　　統計表明，今年1-4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6891.3億元，其中央企為5362.4億元，同比增長12.8%。地方國企1528.9億元，同比下降14.7%。由此可見，相較央企而言，一些地方國企遇到的問題更嚴重。如安徽國資委“病急亂投醫”的行為，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既有通過關聯企業實現賬目“粉飾太平”之嫌，又容易引發新一輪“三角債”的糾纏。
　　之所以地方國企的日子更不好過，可以歸結為多方面原因。首先，與龐大的央企相比，地方國企由于“船小好調頭”，因此在跟隨政府政策方面更加緊密。在經濟上升階段，這會有利于其充分利用政策資源，但在經濟增速下滑時，或者政策導向出現偏差時，則其更容易陷入經營困境。典型的案例，就是前幾年，在政策激勵下的光伏產業一擁而上，甚至許多不具備資源優勢的地方政府也投入其中，在“依靠國外賺取利潤、彌補國內損失的”發展方式下，很多地方國企都在其中受到大喜大悲的沖擊。長遠來看，該行業的“央企進”和“地方國企與民企退”的趨勢更加明顯。
　　其次，與央企相比而言，地方國企與政府的關系更加糾結，也更易受到行政干預的影響。實際上，多數地方的國企高管聘用，都要經過上級組織部門和國資部門的批準。即便是更重視條線監管的地方國有金融機構，也不能豁免。例如，2011年的齊魯銀行事件發生后，是由濟南市委組織部進行了新的人事任免，這也是地方金融機構人事管理中的普遍現象。由此可見，非市場化的職業管理者選拔機制，自然難以適應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
　　還有，中央和地方國企也存在內在發展張力。一方面，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逐漸脫離地方管理，另一方面，許多地方國企逐漸被中央、省屬大型企業兼并，失去控股地位。在此背景下，二者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體現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協調問題。例如，前幾年在電力行業就出現類似事件，包括陜西地電和國家電網發生武斗、內蒙古電企指責國家電網等。
　　應該說，無論是否存在爭議，央企的改革方向相對比較明確，就是以把握重大戰略性的經濟命脈行業為主，而地方國企的改革思路則還很模糊，地方國有資產的管理模式也是千差萬別，優質擴張與效率低下并存。今后首先應對地方國企明確具體的改革和發展政策，出臺規范和促進其改革發展的意見。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地方國企將來應該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多數屬于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應進一步推動市場化運營，真正實現高管任免的非行政化，盡可能脫離政府干預和政策依賴；二是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國企，逐漸擺脫地方政府“城市經營平臺”的角色，引入更多與民營資本合作共贏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