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外國媒體基于中國欠佳的經濟數據發出“預測”說，中國和韓國可能會跟進全球降息潮，出臺刺激經濟政策。一個階段以來，一些外國媒體和機構一直在加大推動中國政府出臺短期刺激經濟政策的輿論攻勢。他們對中國最近的經濟數據有很多評說。評說之一是當下的經濟增長與預期不合；評說之二是中國經濟呈現弱復蘇態勢；評說之三是經濟下滑態勢確定。基于這樣的分析結論，中國經濟形勢堪憂，接下來就會釋放政策刺激的“預期”，特別是對寬松貨幣政策的“預期”。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目前的問題不是“缺錢”，而是有效投資需求不足。過去幾年已經印發了很多鈔票，流動性過剩又無處可流，相當于形成了高水位的“堰塞湖”，一旦決口，巨大的水量借助勢能將引發勢不可擋的災害。居民存款從2007年的14萬億增加到2012年底的41萬億，5年增加了27萬億，無序發展的理財產品和地方債務的大幅攀升，都隱藏巨大的金融風險，若處理不當，這些都可能成為“貨幣堰塞湖”決堤的推力。特別是當下美歐日央行都在強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泛濫，而熱錢流入必然會加劇“貨幣堰塞湖”的風險。因此，正確判斷當前的經濟增長形勢，防止政策資源特別是貨幣政策圍著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增長轉動從而加大“堰塞湖”決口的風險，是近期最應該避免的“黑天鵝”事件。
由此觀之，中國經濟當前顯然不是危機狀態，所以“復蘇”之說很容易造成誤解。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經濟已走進了與過去30年不同的增長階段，對“增長速度”當然需要重新認識，不然會誤判形勢，誤導政策。
那么，到底該如何認識當前的增長速度？7.7％的增速與前30年平均兩位數的增速長相比確實是放緩了，但這不完全是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影響，由經濟規律帶來的潛在增速的必然變化，是我們需要深刻認識的。
首先，經濟高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以往30年高增長的外部“紅利”和內部“紅利”正在改變。貿易順差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最高超過3個百分點，而最近三年貿易順差增長對GDP的貢獻是負。而更重要的，還在于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改變以及其他要素比如石油價格的國際接軌，大大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既然原有高增長的環境和條件已改變，經濟增速放緩就勢屬必然。
其次，產業結構正在變化。經過了30余年的粗放式發展，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等問題，以及環境和資源約束都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都在制約這些行業有效投資的增長，而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勢在必行。在新產業結構還未形成的時候，新的有效投資需求增長還無法補缺正在調整行業的投資減少，經濟增速放緩不是太正常的現象么？
根據經濟學有關充分就業與經濟長期均衡增長率的基本結論，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7.5％左右并未出現大規模失業，足以說明當前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筆者認為，這個判斷至少對當前的宏觀政策有兩方面參考作用。
其一，人為刺激更高的增長是反規律的行為。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在一段時間內有一定的內生穩定性，沒有必要刻意出臺“穩增長”的短期政策，“平穩”貨幣發行，對防止近期最大可能的人為改變增長態勢加大金融風險的“黑天鵝”事件非常重要。當前增速處在潛在增長速度的判斷還告訴我們，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比也在進入規模遞減狀態。在勞動力供給減少不能配合投資增長的情況下，更多的投資只能加劇規模遞減效應，更多的貨幣投放使貨幣“空轉”比例更大，加劇本已在高水位的“貨幣堰塞湖”的風險，一不小心刺激政策可能成為“堰塞湖”決口的導火線。
其二，不出臺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政策不作為。雖然潛在增速放緩符合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性，但這并不說明當前的投入產出比和增長結構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說明階段性的穩定增長速度就是未來可持續的增長速度。不出臺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已被“蓄”在“貨幣堰塞湖”中的巨大流動性就沒有風險了。
因此，短期內政策資源需要更務實地配置在有效投資需求的創造上，引導巨大的民間資金參與有效率的經濟活動，以有序釋放“貨幣堰塞湖”中的流動性。最近一系列審批制度改革，如鐵路部分建設項目對民營企業開放，營改增稅收試點范圍擴大，中小企業稅費減免政策延續等等，都在原來政策基礎上向前跨進一大步，若進一步細化和可操作性，或將對改善經濟運行狀態有更直接的效果。
從根本上來說，按照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理論，在規模遞減狀態下，更高的增長是靠加大技術進步來推動的。也就是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突破增長瓶頸。
按照全要素增長生產函數的理論，短期增長的突破要靠“殘差”的改善。“殘差”是除資本和勞動力以外的所有積極因素，包括更有效率的增長、環境生態平衡的增長、合理的增長結構、合理的產業布局、能釋放更大的生產力、創造力和新的增長動力的制度進步等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是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釋放民間投資的能力，加大“增長后勁”的培育，以保持長期可持續的增長，而所有這些都不是短期刺激政策或依靠更寬松的貨幣政策所能實現的。相信決策部門在無序和充滿噪音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中，能保持足夠的鎮定和清醒，特別是保持判斷和把握中國經濟形勢趨勢的自信，尊重經濟規律，按照既定的發展戰略，以改革釋放制度紅利，確保中國經濟列車行駛在平穩持續發展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