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監會對“萬福生科案”的行政處罰具有標桿意義，公司造假上市后中介機構將承擔巨額的連帶責任，尤其對保薦機構平安證券暫停3個月的保薦資格、開出7600萬元的罰單，并承擔投資者的后續賠償責任，這在A股市場是頭一回，其震懾作用和意義不言而喻。但“萬福生科案”的行政處罰仍然還存在諸多遺憾，比如問題公司沒有退市，對上市公司自身的懲罰太輕，仍停留在警告、市場禁入、30萬元罰款的低成本層面，對相關責任人也沒有實施必要的刑事處罰，這對違規造假者而言處罰力度依然太輕。
一是強化中介機構責任。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股市違法成本太低，懲罰力度與融資圈錢的數量不成比例，很多企業冒險闖關，再加上對中介機構的監督和責任約束不到位，導致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成了上市公司造假者的專業幫兇和高級顧問，中介機構在公司上市初期幫助其優化材料和過濾數據，導致很多“帶病”上市的公司在剛上市就業績變臉，而這一貢獻與中介機構賺取快錢的行為也密不可分，尤其是一些問題公司為了獲取超額溢價，愿意花更多的錢去打點各個關口，以保障插隊和“帶病”上市成功。
顯然，要想從源頭上保障上市公司的質量就得強化中介機構的責任，讓中介機構更多地承擔盡職調查和獨立、客觀的信用擔保責任，以增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度，避免中介機構被上市公司“收買”，只有這樣中國股市才會有誠信可言。“萬福生科案”開了個好頭，希望這次不僅僅只是監管者殺雞儆猴的標桿，而應該成為日后常態化監管的標桿。
二是提高違規成本。
在萬福生科案的威懾下，最近又有一批擬上市公司緊急撤單，截至目前IPO排隊企業的撤單數已經超過了200家，但還有700多家依然排在IPO門外等待開閘，IPO“堰塞湖”依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緩解，而正在排隊的公司也并不意味著都是好公司。從撤單的時間和節奏來看，很多企業其實很不情愿，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放棄IPO的決定，他們很不甘心，有些企業可能在排隊前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和財力，有些企業可能已經花費了巨額的公關費用，如果撤單退出就意味著前期的投入將徹底打水漂，只有那些問題比較突出和相對老實一點的“壞孩子”選擇自動退出，但還有一些懷著賭博心理的企業仍在試圖蒙混過關。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必須要提高違規成本和強化市場約束機制，對于虛假披露、隱瞞真實信息的上市公司負責人應該嚴刑峻法，否則很難保證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只有高額的違規成本和責任追溯機制，才能讓一些抱著僥幸心理試圖闖關的問題公司收斂和退縮，萬福生科案缺失刑事處罰和沒有引入集體訴訟是中國證券市場走向法制化的一個重大遺憾。
三是適當前移監管窗口。
要想提高中國上市公司的質量，除了要對違規者和中介機構嚴刑峻法，提高二級市場的違規成本之外，行政處罰和監管窗口適當前移也可以杜絕很多問題公司“帶病”上市。
由于我國的證券監管照搬了國外成熟市場的事后監管模式，只對二級市場的上市公司行政處罰，而無法將問題公司控制在上市之前，二級市場只能被動受害，在目前中國的市場環境下監管后置顯然不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事后監管需要有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法律法規體系和有效的懲戒手段作為保障。而A股市場還不具備這樣的環境，如果公司在上市前期缺乏相應的監管引導，在圈錢的誘惑下很多企業都愿意冒險闖關，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IPO“堰塞湖”問題和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就必須要把監管窗口和行政處罰前移，從源頭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以事前監測配合事中監管、事后查處來彌補監管不足，提高監管效率和降低監管成本。
四是修改法律條文。
據悉，中國證監會也想對非上市公司進行行政處罰，但又苦于無法可依，即使處罰也只能按照《中國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違反信息披露的虛假陳述標準來判罰：“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上市公司萬福生科就是按照這個處罰標準來執行的，顯然處罰力度太輕。
非上市公司雖然沒有對投資者造成直接損失，但行為的惡劣程度是一樣的，如果當時沒有被媒體監督出來、沒有被發審委截留，這些蒙混過關的公司一樣會帶來危害，同時，對非上市公司的處罰也應該涉及中介機構，對相關責任人也應該采取必要的刑事追究。但根據目前中國的法律顯然無法懲戒到中介機構和無法民事訴訟。在這塊，希望盡快修改法律條文，學習成熟市場的監管經驗，對非上市公司同樣納入監管框架，對其違規行為同樣要嚴懲。
五是改革行政審批發行制度。
以美國為例，美國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對發行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一旦違規，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要比我們嚴厲很多。《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第三十二條規定，任何個人在根據該法或依該法制定的的任何規則和規章需要所提交的任何申請、報告或者文件中作出虛假或有誤導性的陳述，當屬犯罪。證券交易法規定的最高刑罰為10年有期徒刑，自然人最高罰款為100萬美元，非自然人最高罰款為250萬美元，徒刑和罰款可以并處。對于潛在的違規行為美國也有法律來約束，根據美國1990年制定的《證券執行措施和零股交易改革法》授權SEC（美國證監會）對任何違反證券法的人士發出“停止息念令”。根據這一授權，SEC在發現任何人已經或即將違反聯邦證券法或其他有關的條例、規則時，可向行為人發出命令，令其停止違規行為并打消將來違反證券法規的念頭，SEC有權提起訴訟有違規行為的公司高管或責任人。顯然這些法規將注冊期的非上市公司也包括其中，中國的證券法規和行政處罰應該借鑒這些經驗。
另外，非上市公司雖然缺乏民事訴訟的主體，但在美國證券法民事責任體系中，對于缺乏私人訴訟的民事責任和非上市公司的違法行為則一律由SEC提起訴訟，以維護市場正義和秩序。在這方面中國證券市場顯然是缺失的，需要補課，尤其對非上市公司和潛在違規的行為缺乏相應的法律約束，從而造成了諸多的上市公司違規欺詐，提高了事后監管的難度和成本。對此，筆者建議中國證券市場應該盡快改革行政審批的發行制度，一旦實施以信息披露為主體的市場化注冊制，不論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應該為其披露的信息“背書”和擔責，否則在行政審批制下發審委和證監會在承擔著“背書”責任，非上市公司自然是以IPO沖關為目標。
當務之急，應該盡快改革新股發行的權力發審、完善法律制度、提高非上市公司的懲罰力度，同時應該強化刑事追責和民事訴訟，在中國應該讓投資者保護基金承擔起對非上市公司的民事訴訟，讓其真正成為保護投資者和為投資者服務的機構。只有當中國股市開始嚴懲違規者、受害者能夠獲得訴訟賠償、法律條文能夠深入人心、投資者可以便捷的維權，中國股市才算真正進入了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