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或將在近日舉行，究竟會拿出怎樣的實施方案，萬眾矚目。城鎮化作為未來20年中國經濟升級轉型的動力和未來居民擴大內需的增長點，無論是在十八大報告中還是“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有詳細闡述，但目前還沒有市場翹首以盼的如何把這精神轉化成操作的具體政策。據筆者判斷，最為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爭論。
迄今，對于城鎮化建設，李克強總理的表述是最為簡單明確的：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就是農民市民化；實質就是縮小城鄉之間、沿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之間、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差距，推動中國社會走向共同經濟繁榮與共同富裕之路。現在最為關鍵的是，該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這個目標？
回顧近三百年的世界近現代史，城市化之所以能夠推動歐美國家的經濟繁榮及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能夠加快人、物、信息、資本、思想等要素的流動，集約化使用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節約經濟活動中的交易費用，提升經濟效率，增加人類經濟生活的福祉。不過，城市化的這些經濟性卻有多種實現方式，方式不同，結果當然也就很不一樣。
比如中國，從住房制度改革起，城市化進程就已經開始了。而隨著近十多年來住房市場的高速發展，城市樓價快速飆升，中國城市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擴張期。就以北京為例。1993年，北京三環路才剛修成，那時四環路之外還算是城外，當時人口為1000多萬，但是如今北京已建成六環路了，全市人口更已增至2000萬以上。近十年來北京城市規模擴張了數十倍，而這種擴張更多是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進行的。
北京是如此，全國許多地方也是如此。
可以說，隨著十幾年來國內各城市數十倍的擴張，中國的GDP快速增長，一部分城市居民住房條件有所改善了，城市化率也提高了。但城市化中最為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卻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也只是統計意義的上升，而非實質意義的改善：城市化率與城市人口戶籍率相差17%。事實上，前十多年的城市化，更多是把農民排斥在城市之外的城市化，是城市的房地產化。這種城市化無疑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新一屆政府現在提出的新型城鎮化是與前十年的城市化是大不同的，而不同的城鎮化，表現為經濟增長路徑上的巨大差距。因為，農民進城或市民化，不是有了一個規劃或政策就可解決問題的，而是意味著要對現有的土地、戶籍、城市養老保險、醫療衛生、教育等制度實行重大改革，經濟增長路徑要有重大調整。
目前，無論是政府職能部門還是地方政府，對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鎮化的理解還有不小距離，尤其在諸如土地、戶籍、社會、醫療衛生等一系列綜合配套改革措施的設計上。各地方政府部門所理解的城鎮化，是先有城鎮化發展大綱，然后依據這個大綱來推進城鎮化。試想，如果中國的新型城鎮化仍然還以政府計劃的方式來推行，又豈能走出新路？
正因為當前中國的城鎮化不是市場經濟演進的結果，而由政府部門設計而成，所以各地方政府總把城鎮化視為加大投資力度的機會，視為現有城市快速擴張的“造城運動”，并想方設法通過這種城鎮化來刺激當地GDP快速增長。據悉，浙江、廣東、山西、四川、貴州、江西、廣西、陝西八省近期列出的投資計劃總額超過20萬億。而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及農業部等部門的主管官員，近期也紛紛接到一些地方政府邀請調研項目，希望獲得更多土地進而進行更快的城市擴張。還有，最近中部四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及安徽爭取成為城鎮化試點，上述四省已聯合向國務院上報《加快推進長江中游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請求》，目標就是“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更嚴重的是，不僅一些地方政府把當前中國的城鎮化看成快速擴張城市及增強地方投資力度的機遇，而且不少研究人員也把城鎮化看成城市投資快速增長及住房巨大潛在需求增加。比如有人就在估算，未來農民進城可增加城市固定投資40萬億；也有人估計由于中國大城市早已經人口飽和，中國的城鎮化更應該讓農民聚集靠近農村的小城鎮。在這些錯誤的發展思路下的城鎮化，只會重走前十年“房地產化”的老路，一旦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大調整，這種房地產化為主導的城鎮化所隱含的所有問題與風險都會暴露出來，中國經濟就很可能面對巨大危機及嚴重衰退的風險。
可見，當前對城鎮化發展方向的爭議，其實也是未來經濟發展路向之爭，所以萬萬不可小視。再清楚不過，要使中國新型城鎮化擺脫過往的路徑依賴走上健康發展之路，非得盡快從理論上正本清源不可。
為此，筆者認為，當下最為重要、最為緊迫的，是在確立新型城鎮化宗旨及核心的基礎上，全面梳理城鎮化發展的觀念與經濟政策。先要牢固地樹立起一種新理念，健康發展的城鎮化，更多是通過市場方式來推行，而不是建立在政府的計劃經濟思維上的。政府要做的，不是以計劃思維的方式先制定城鎮化的規劃方案，而是先確立一系列關于城鎮化未來發展的法律與制度，并著手對現有的許多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進行重大改革，為以市場方式來推動中國城鎮化進程掃清障礙。完成了這一步，建設農民市民化的中國新型城鎮化才有了制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