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城鎮化被賦予了重要的使命。城鎮化在增加投資和提升消費方面的巨大潛力已成共識，但問題是，怎么樣才能發揮城鎮化在促進區域均衡化發展、收入分配和機會公平等方面的作用，避免“城鎮化陷阱”。
　　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走的是一條低成本規模擴展之路，“人的城鎮化”嚴重滯后。數據顯示，本世紀頭10年，國內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展了50%，而城鎮人口僅增加了26%。我國城鎮人口中有10%~15%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并不享有城鎮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因此“真正”的城鎮化人口大約只增加了11%。過低的城鎮化成本導致過度的城鎮化沖動，城鎮化邊界被無限制放大，一些地區甚至根本沒有產業和就業支撐，造成許多“空城”和“鬼城”，這不僅浪費了大量耕地資源，同時也積累了資產泡沫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要實現新型城鎮化，必須將城鎮化進程內生于經濟發展，將城鎮化與經濟發展階段及其過程緊密結合，讓“人的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約束性指標，即要將滿足條件的勞動者均納入當地社會統籌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同工同酬同福利”的公共服務均等化。
　　內生城鎮化進程是實現“人的城鎮化”的必然途徑。人的城鎮化，本質而言就是要讓為當地城鎮化做出貢獻的勞動者（當然包括農民工）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比如享受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當前，地方充分汲取了外來勞動者的勞動力紅利，獲得了巨大收益，但并沒有給勞動者付出應有的成本。這種收益和成本不對稱將部分成本的“負外部性”推給了社會，這種“超額”收益是地方城鎮化沖動的根源。
　　以北京為例，如果為那些對北京做出貢獻的勞動者賦予應有福利保障，那么應該為滿足條件（如在京務工年限及貢獻度）外來務工者提供起碼的教育和公租房福利，同時也應該分攤他們的醫療、養老成本（理論上可按一生有效勞動時間分攤）。這樣一來，經濟發展成果便能以直接、公平的方式真正惠及全體人民。
　　其次，內生城鎮化進程能極大促進地區間的均衡發展。當前資源過度向大城市集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城市形成的產業和就業優勢。上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導致規�；�的“超額”收益促使大城市的邊界不斷膨脹，資源進一步集中，同時發達城市的成本“負外部性”甩給了農民工來源地，加劇了地區間不均衡和財富的不公平分配。
　　內生城鎮化進程，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人的城鎮化”成本較高，而一些二三線城市成本相對較低，隨著經濟轉型升級背景下的產業轉移，將促使更多的人向二三線及中小城市分流，從而有利于促進地區間的均衡發展；另一方面，長期來看，隨著人和資源分配均衡化及地區間差異縮小，也能從根本上緩解熱點地區的房地產價格上漲壓力。
　　第三，內生城鎮化有利于控制城鎮化邊界。中國需要“城市中國”，同樣也需要“田園中國”，田園是許多中國人的根。田園不僅是城鎮食物的基地，而且其綠色生態更是城市的凈化器。中華民族與美國等國的移民民族不同，中國人普遍有“根”的情節。一個典型例子是，今年春節期間因八成市民回原籍或度假，北京幾乎成為空城。中國特有的人文傳統決定了新型城鎮化不僅需要若干（特）大型城市，以促成產業和信息集群，產生經濟示范作用和規模外溢效應，同時也需要更為草根的小而美的“田園城市”。城市與田園的邊界比例如何確定，估計任何頂層設計都難解決，最終有效的決定恐怕還是在于內生城鎮化進程，從本源上遏制過度城鎮化沖動，讓城市與田園布局在動態中實現均衡。
　　此外，如果城鎮化沒有內生的約束機制，過度城鎮化的所需資金將有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過度膨脹，從而誘發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因此，內生城鎮化進程也是要求城鎮化量體裁衣、防止地方政府債務過度膨脹的內在約束機制。
　　內生城鎮化思維要求拋棄用城鎮化單向拉動經濟增長的舊思維，強調人在服務于城鎮化發展的同時，也要把對人的服務內生于城鎮化本身，使得城鎮化不再僅僅是土地的城鎮化，而更多地轉向人的城鎮化，從而實現中央提出的要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