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以及物價、資產價格、資源價格等都接近市場均衡水平，人民幣外升內貶現象已近尾聲。人民幣市場化定價機制改革，不會帶來大的市場震蕩，目前正迎來了絕佳的時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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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人民幣定價低估，歷史欠賬已結清，估值已在合理區間 |
人民幣定價機制改革，即放開人民幣的各種管制、讓市場定價的條件已趨成熟。讓人民幣市場定價不會造成人民幣價格的劇烈波動，不會引起金融體系的風險失控，不會帶來經濟的大起大落。
人民幣外升內貶的所謂巴薩效應是當前一個時期人民幣定價出現的矛盾現象。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通俗說就是，在國外，人民幣越來越值錢；在國內，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過去因為長期閉關鎖國造成的人民幣國際市場定價嚴重低估，以及因為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造成的人民幣國內市場嚴重高估。隨著對外開放和對內市場化改革，經濟系統里人民幣存在強烈的外升內貶驅動力得到釋放。換句話說，人民幣外升內貶有歷史欠賬。
人民幣外升內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世界上追趕國家大多都會經歷一個本幣的外升內貶過程。我國人民幣除以上歷史原因外，經濟高速增長、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是人民幣外升內貶的主要推力。經濟高速度增長需要外需外資、內需內資均發力拉動。內部投資和消費的快速擴張必然會攜帶一定的物價上漲，而出口快速增長并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人民幣升值也在情理之中。
這里還有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匯率上漲與物價上漲存在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如果其他因素不變，上升的物價水平可以用人民幣升值來沖抵，反之亦然。這個規律可以為貨幣政策所用。比如，如果我們不希望物價上漲過快，可選擇讓人民幣升值多一些。物價不漲對擴大內需有好處，而人民幣升值會擠壓部分外需。如果采取更多依賴內需拉動經濟戰略，有意識地壓低物價而容忍人民幣升值，是政策選擇的正常分寸。
衡量人民幣定價，既要考慮它在國際市場針對美元、歐元等主要幣種的比價關系也就是匯率水平，也要考慮國內市場人民幣計價的商品、資產、資源等方面情況。
從匯率看，2005年以前，特別是1998—2004年，人民幣實際匯率卻處于長期貶值狀態。原因也很簡單，就是我國需要這樣的匯率管制。這一方面是為我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提供政策保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打擊當年瘋狂炒匯行為的一種舉措。
2005年匯改后，人民幣一直在逐步放松管制前提下溫和升值。根據BIS的數據，1994—2013年，以兌64個國家雙邊匯率通過貿易加權折算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先從
1994年的 65．59點升至
1998年的101．6點，再緩慢降至2004年的81．9點，隨后漸次升至2013年2月的113．7點。另有統計顯示，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至今年一季度末，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
27．45％，實際有效匯率升值36．49％。目前，隨著熱錢不斷涌入，人民幣還在繼續升值。但我們分析認為，人民幣已從過去單邊快速升值階段過渡到有波動緩慢升值階段。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市場均衡水平，未來升值空間不大。
從物價看，我國物價水平在1998年以前上漲速度是很快的
（1994年CPI還一度高達24．1％），且不同年際大幅度波動。1998年后，物價上漲速度有所減緩（CPI均在8％以下），波動幅度也小了很多。這一方面說明我國宏觀調控水平增強了，更多的是隨著產品市場化發展且在多年漲價后，多渠道證實我國同類商品多數在國際比價已經不便宜，商品定價低估歷史欠賬已還得差不多了，均衡了，漲不動了。
在討論貨幣政策問題時，僅看到物價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考慮資產資源價格等方面因素。很多分析家只考慮CPI，以此來判定人民幣定價是否合理、貨幣流動性是否過大等問題，很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
資產價格方面，典型的是房地產和股票。有資料認為，1987年我國全國商品房平均單價僅408元／m2，到了2012年則達到5791元／m2，上漲13．19倍，平均每年上漲10．87％。當然有質疑說這樣數據準確性不夠，但我們認為，它與真實情況是接近的。經過多年漲價，目前房地產價格也結束了單邊上揚，開始出現波動。如2011年9月份全國的平均房價開始出現環比的下滑，并連續下滑了9個月，到2012年6月份才出現了止跌回穩勢頭，但是這個上升很溫和。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隨著房地產市場告別短缺時代，或進入“中速增長時代”。房地產市場已有泡沫，未來即使上漲，空間也不會很大。
代表我國企業資產的股票市場，自出現以來，漲幅（18．5％）總體長期高于GDP實際增長幅度（9．9％），且又經歷了上證指數從
2005年 6月的
998點一路暴漲到2007年10月6124點后，目前已經歷5年多的擠泡沫盤整。雖然很多人認為，股票市場增幅超過GDP增幅是正常現象，國際市場也是如此；而且，經過長期調整，我國股票市場已經形成價值洼地，該進入上漲周期了。但我們仍然堅持認為，2000點—2500點是股票市場估值的合理范圍。
還有在資源價格方面，我國土地、石油、煤炭等，在國際國內多種復雜因素影響下，這些資源在不斷市場化過程中都經歷了從行政定價到市場定價、從單邊漲價到價格起伏波動的過程。比如土地，根據估計，去年房地產業繳稅1．1萬億元，政府土地收入28517億元，銀行獲8400億元利息，政府與銀行從房地產獲利47917億元，占6．4萬億元全年房地產銷售額的75％。從2003—2012年，土地價格上漲492％，而房地產平均售價漲幅為143％。我們認為，繼續依靠土地獲取巨額收入的做法已到末端。再比如能源價格，由于技術革命性突破，美國頁巖氣大規模的開采和使用，世界油氣產品價格因此而大幅度走低，帶動全球能源產品走低，我國資源價格也在低位徘徊，也沒有上漲空間。
總之，雖然我國金融體制管制色彩很濃，但經過多年人民幣外升內貶過程，目前人民幣定價過低的歷史欠賬已還，價格已接近均衡水平。我們認為，人民幣定價機制改革，即放開人民幣的各種管制、讓市場定價的條件已趨成熟。讓人民幣市場定價不會造成人民幣價格的劇烈波動，不會引起金融體系的風險失控，不會帶來經濟的大起大落。
所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市場機制的建立都是要靠價格信號，最終所有商品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要受到資金價格影響。如果人民幣價格信號不合理，可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降低，惡化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所以利率或匯率市場化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
人民幣定價形成機制要遵循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發揮指導性作用的原則。所謂人民幣市場化改革，也就是人民幣讓市場定價，以及人民幣資源自由流動，這是基礎。市場配置資源，調節供求和定價，盡管也會因人的“動物精神”而出現大的動蕩，但因為全民“試錯”、全民“搏弈”，全民智慧總要比政府更多，所以是比政府管制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
同時，改政府管制為政府引導。政府的引導作用就是緊盯著目標，當市場正常運轉時“無為而治”；而如發現市場出現劇烈動蕩時，則利用其擁有的價格工具和數量工具等進行干預，必要時還采取更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市場定價而不是政府定價，更有利于合理疏導人民幣資源有效配置，提高人民幣資源利用效率；同時避免政府定價的人為因素扭曲人民幣價格，錯配和浪費人民幣資源。
當前，由于人口紅利及資源環境約束硬化等，我國經濟或進入“中速增長”時代，經濟轉型會成為未來我國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必由之路。而我國過去單純依靠政府直接投資的大貨幣投放刺激增長模式，空間已不大，為此，我們必須要加快經濟改革步伐，通過向市場放權，讓有形之手盡可能從市場退出，讓看不見的手徹底發揮作用。通過市場競爭，開啟民智，激發全民創新動力與活力，藏富于民，是促進我國繼續快速發展和成功轉型的不二法門。因此，“向改革要紅利”，以改革促發展，成為當前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工作最為緊迫的中心任務。為此，國務院正在研究制定我國一系列密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
貨幣改革既是總體經濟改革的重要環節，也必須服從經濟系統整體改革步調。長期以來，我國貨幣領域市場化改革是相對滯后的，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潛力巨大。鑒于貨幣資源的高同質性和高流動性，而我國金融市場發育發展要晚于實體經濟市場化，為避免發生大的金融動蕩乃至經濟動蕩，貨幣改革采取更謹慎一些方式是必要的。特別是，由于“外匯管制”和“分業經營”，我國金融體制對外對內存在“兩道閘門”，雖然犧牲了一些貨幣資源配置效率，但成功地規避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常言說，“不怕慢只怕站”。金融領域過去相對強的管控和“小步慢走”式改革，保障了我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這無疑也是審時度勢的正確選擇。
但是，隨著形勢發展，我國金融體制過去這種“小步慢走”式改革已遠遠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需要。我們金融體制雖然不站但也不能太慢，必需要有更高要求。人民幣定價接近市場均衡，不能說明我國不需要市場化改革了，恰恰印證了為了確保人民幣定價機制的可持續，當前是人民幣定價市場化改革的絕佳窗口期。時不我待，時不再來。我們必須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步伐，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據悉，我國貨幣領域改革，正在穩步推出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建立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等。
人民幣定價形成機制，主要是匯率機制和利率機制。利率是人民幣對內的價格，匯率是對外的價格，都會引導貨幣資源的流動，從而又會引導商品生產要素的流動。所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市場機制的建立都是要靠價格信號，最終所有商品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要受到資金價格影響。如果人民幣價格信號不合理，可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降低，惡化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所以利率或匯率市場化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
從匯率看，2005年匯率實行浮動以來，目前人民幣已經持續升值，美元對人民幣比率已從8．2以上降到6．2以下。隨著美歐日的量化寬松政策和新一輪全球降息潮，以短期獲利為目的的巨額資金正在涌向中國。人民幣匯率今年來連創新高，是資本套利現象猖獗的主要助推因素之一。人民幣接近均衡價格進行市場化改革，一方面可有效避免市場劇烈波動，另一方面還可有效避免國際資本流入而“操縱”我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系統，從而規避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通過匯率變動來調節外匯供求，實現市場出清。同時，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建設，改進交易機制，豐富交易品種，夯實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微觀基礎。
從利率看，從1996年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起步，到2012年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我們認為，未來利率改革將取消貸款利率浮動下限，將貸款風險定價自主權交給銀行；適當簡化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的期限檔次，并適時推出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加快建設債券市場，完善收益率曲線；規范發展資產證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