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疲軟，價格下跌，煤炭企業遭遇十年罕有的困難局面，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出手相救：有的限制外省煤入境；有的將煤炭采購量與電廠發電指標捆綁，迫使電廠購買本地煤；有的動用煤炭價格風險調節基金，補貼煤企的虧損。
　　煤炭企業承載就業人員多，對地方經濟貢獻大，它們遇到困難了，政府挺身而出、排憂解難，似乎理所應當。但稍加回憶，就會發現這種援手似曾相識。過去十多年，煤炭供不應求，煤價不斷攀升，電廠叫苦不迭。同樣是在煤炭和電力行業之間，政府的援手曾經也選擇過電廠，要求煤炭企業必須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合同價”，向五大發電集團供應一定量的“合同煤”。這正是過去十多年令煤炭企業怨聲載道的煤炭價格“雙軌制”。
　　不管是幫電廠低價買煤，還是幫煤企賣煤，其實都是政府在用行政手段干預煤炭價格。不難發現，每當這種干預價格、背離市場價值的“援手”出現，勢必會幫一方、傷一方，難以兩全。表面上政府幫困難企業解了燃眉之急，可實際上卻破壞了市場規律，導致煤價背離市場價值，使市場調節作用失靈，為下一階段的供需平衡埋下隱患。
　　其實，企業遇到困難，應該去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政府也應當加快職能轉變，從微觀經濟中退出來，盡量避免用行政手段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行為，轉而通過行政、法律的手段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以推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具體到煤炭行業的市場環境，亟須政府解決的事情有很多。
　　首當其沖就是減輕煤炭企業稅費負擔。據估算，在前兩年的高煤價背景下，稅費負擔就占到企業銷售收入的30％，如今煤價下跌，稅費在成本中的比重就更高了。這些種類繁多的稅費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值得重新考量：有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早已背離市場經濟原則，亟須清理；有些是特殊時期出臺的應對措施，如在高煤價時期征收的煤炭價格風險調節基金，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性？除了全國性稅費外，各省也紛紛出臺了種類不一的稅費征收標準，直接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亟待治理。
　　政府還應更加嚴格地執行淘汰落后產能的有關規定，不能因市場嚴峻、企業經營困難有絲毫放松。長期以來，用人過多、生產效率不高，都是煤炭企業降成本、增效益、保安全的“絆腳石”，嚴重制約我國煤炭工業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當前正是全行業困難時期，政府一旦放松淘汰力度，極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場景出現。
　　建立退出援助機制也是當務之急。我國煤礦多為井工礦，持續開采導致工作面不斷向地下延伸，開采難度加大，技術要求和安全保障需求都不斷提高。國家有關部門早就提出，要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礦實施關閉。當前市場環境不好，行業優勝劣汰加劇，進入退出序列的煤炭企業會更多。但煤炭企業一般人員眾多，一旦破產關閉，有可能引發社會問題，政府應當盡快著手建立相關退出援助機制，確保煤礦下崗職工最低生活保障，積極組織再就業培訓、開辟再就業渠道。
　　此外，嚴把進口煤質量關也應該盡快提上日程。去年以來，進口煤炭大量涌入國內市場，加劇了國內煤炭市場的供大于求。雖然我國能源資源相對不足，堅持多用進口煤無可厚非，但應當看到，進口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劣質煤，這不僅拉低了國內煤價，還為國內的節能減排帶來沉重負擔。政府應當在鼓勵進口優質煤炭的前提下，盡快取消對褐煤等劣質煤的“零關稅”政策，并限制劣質煤炭進口，以提高我國能源使用效率、減輕環境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