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中國當前順差較大、以工業制品為主的經貿結構，必然存在巨大的“內涵能源”出口，也必然帶來較大的環境代價。所謂“內涵能源”，是指產品上游加工、制造、運輸等全過程所消耗的總能源。據2007年由英國政府資助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IEA等機構的估計和測算，中國每年凈出口產品排放的CO2超過10億噸，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及產生的溫室氣體中，至少有1／4是由出口產品造成的。出口工業制品的加工過程不僅消耗了我國大量的能源、資源，而且由于技術門檻和環境標準較低，還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如此巨大的 “內涵能源”出口和環境代價是由我國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的貿易結構決定的。在現階段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多數發達國家已進入知識經濟或服務經濟時期。為了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處于“后工業社會”的發達國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門如電力、鋼鐵、建材和化工等行業將面臨強制性的減排要求。它們一方面會挖掘自身的節能潛力，進行技術更新和改造，而另一方面會向海外開拓市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外購”的方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業，增加企業利潤，彌補因為在國內履約而造成的損失。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承接了相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產業，中國的出口商品多數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小、高度依賴于原料加工，不僅消耗了中國大量的一次性能源、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而且是造成高碳低能效的生產模式和居高不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發達國家一方面利用中國發展經濟迫切需要外部市場和外來資本、對環境標準要求較低的現實需求來轉移高能耗產業，另一方面又對中國強調節能減排的國際責任，施加減排壓力。中國如何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針對外貿結構造成的減排壓力方面獲得國際認同以及爭取相應補償或優惠條款，同時提高引進外資的低碳標準與環境標準，減少產品出口帶來的巨大“內涵能源”出口和環境代價，將成為中國應對生態文明發展要求的一大考驗。
　　以生態文明發展為目標進行貿易結構調整首先要把好“入口”關。改變以往不計代價、千方百計、全民動員進行招商引資的思維模式，對資源和能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可能性高、產品附加值低的項目和訂單堅決說“不”。提高外商投資項目和貿易項目的環境標準，引導貿易結構向現代服務業、高科技產業、綠色低碳產業轉變。
　　加強環境規制也是改變貿易結構造成的資源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很多人擔心加強環境規制會提高企業成本、降低外商投資意愿、影響本國產品的全球競爭力。事實上，學界在環境規制對貿易競爭力的影響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證明環境規制對個別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較優勢確實有一定影響，但在大多數商品領域影響并不明顯，甚至由于環境規制壓力的存在，商品環保性指標得到較大提升，更加符合北美、歐盟等區域的環境標準，反而增強了我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企業而言，從短期來看，環境規制會提高企業在設備、技術等方面的投入，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增加，但從長期來看，則會提高技術水平、提高設備水平、提高人力資源素質等，更重要的是適度的環境規制能激發“創新補償”效應，不僅能彌補企業的“遵循成本”，還能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
　　此外，發達國家產業服務化導致的“排放問題擴散”需要一種協調機制，由環境傾銷、排放輸出形成的“轉移排放”需要發達國家以“虛擬排放”的形式予以確認和贖回。一是可以征收環境關稅，通過引入外部社會成本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以關稅的形式把環境費用有效地分攤給污染的實際造成者，使得環境費用在商品中內在化地體現。二是在商品和訂單的價格談判中考慮資源和環境成本，以提高商品和訂單價格的形式對貿易造成的資源損耗和環境代價予以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