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盟貿易專員德古赫特表示,中國不能在全球貿易中扮演“搭便車”的角色,必須承擔起自己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應負的責任”,并正確對待傾銷、補貼及廉價資本等一系列問題。 歐美加大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正值國際貿易秩序新舊交替的關鍵時期,即WTO越發被邊緣化,而經過翻新后更加注重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的FTA,正在成為未來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主導。這警示中國需正視國際貿易秩序的變遷,否則繼續不加思辨地呼吁反制,將是得不償失的。 隨著3D打印等新技術變革的方興未艾,生產與消費的時空邊界正被打破,生產的個性化、定制化與消費的即期化、小眾化等,不僅使大規模的集群化制造模式面臨規模效應邊際遞減魔咒,而且新技術變革使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越發趨向主導國際貿易。 而WTO對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的規則尚有待完善,且多邊貿易談判框架,導致WTO修改規則的談判成本過高,談判難度太大,難以有效適應不斷發展的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訴求。如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進一步開放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將使其處于不利地位。同時,WTO在入世上賦予發展中國家享有優惠條件,加之在評判傾銷、補貼及諸如廉價資本等國別政策扭曲要素資源上,帶有濃重的多邊妥協色彩,使WTO相比FTA在處理貿易爭端事宜上既無強約束和規制力,又難以真正有效化解爭端。 鑒于此,美歐等越發對WTO喪失信心,并開始尋求替代性的自貿協定。如繼完成了北美自貿區的修訂后,美國在亞太地區推行高標準的TPP,并與歐盟一拍即合地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進行修訂。由于被注入新內容的FTA更能迎合和規制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訴求,并開始主導國際貿易秩序,加劇了WTO的邊緣化。如目前日本以閉關鎖國的警示來反襯其加入TPP的重要性,并非杞人憂天的政治詭辯,而是基于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趨勢判斷后的考量。 面對TPP等新自貿體系開始邊緣化WTO,中國當正視并積極開放地對待TPP等。正如中金公司在《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中指出的,應以積極心態研究國際新規則的修訂,而非帶有冷戰思維對其妖魔化和政治化抵觸。 其實,WTO以低于發達國家的責任吸納發展中國家,表面看盡管短期內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但實際并非完全如此,以低義務加入WTO必然帶來諸多要素資源的扭曲,如發展中國家過高的貿易補貼,通過利匯率管制等金融壓抑手段為貿易部門提供廉價資本等,不僅扭曲本國競爭力,而且導致了本國福利凈外流,要素資源價格扭曲,以及經濟內外失衡等,暴露出自貿秩序下不會有免費午餐,享受優惠條件的同時也是需付出代價的。 因此,若當前不正視TPP等新自貿協議,很可能5年左右后,中國將再度面臨類似于加入WTO的一場艱苦談判。不僅如此,當前采取積極開放的姿態參與任何形式的新型自貿協定,將有助于借助開放倒逼國內改革,因為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的開放,都將有助于打破現有的利益博弈格局,為改革舒緩內部阻力。畢竟,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和特區建設啟動的國內改革,得益于對內和對外開放的活力,入世后啟動的金融改革同樣得益于開放,因此有理由相信繼續開放是打破僵持的改革阻力的活水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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