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盟貿易專員德古赫特表示，中國不能在全球貿易中扮演“搭便車”的角色，必須承擔起自己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應負的責任”，并正確對待傾銷、補貼及廉價資本等一系列問題。
　　歐美加大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正值國際貿易秩序新舊交替的關鍵時期，即WTO越發被邊緣化，而經過翻新后更加注重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的FTA，正在成為未來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主導。這警示中國需正視國際貿易秩序的變遷，否則繼續不加思辨地呼吁反制，將是得不償失的。
　　隨著3D打印等新技術變革的方興未艾，生產與消費的時空邊界正被打破，生產的個性化、定制化與消費的即期化、小眾化等，不僅使大規模的集群化制造模式面臨規模效應邊際遞減魔咒，而且新技術變革使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越發趨向主導國際貿易。
　　而WTO對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的規則尚有待完善，且多邊貿易談判框架，導致WTO修改規則的談判成本過高，談判難度太大，難以有效適應不斷發展的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訴求。如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進一步開放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將使其處于不利地位。同時，WTO在入世上賦予發展中國家享有優惠條件，加之在評判傾銷、補貼及諸如廉價資本等國別政策扭曲要素資源上，帶有濃重的多邊妥協色彩，使WTO相比FTA在處理貿易爭端事宜上既無強約束和規制力，又難以真正有效化解爭端。
　　鑒于此，美歐等越發對WTO喪失信心，并開始尋求替代性的自貿協定。如繼完成了北美自貿區的修訂后，美國在亞太地區推行高標準的TPP，并與歐盟一拍即合地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進行修訂。由于被注入新內容的FTA更能迎合和規制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訴求，并開始主導國際貿易秩序，加劇了WTO的邊緣化。如目前日本以閉關鎖國的警示來反襯其加入TPP的重要性，并非杞人憂天的政治詭辯，而是基于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趨勢判斷后的考量。
　　面對TPP等新自貿體系開始邊緣化WTO，中國當正視并積極開放地對待TPP等。正如中金公司在《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中指出的，應以積極心態研究國際新規則的修訂，而非帶有冷戰思維對其妖魔化和政治化抵觸。
　　其實，WTO以低于發達國家的責任吸納發展中國家，表面看盡管短期內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但實際并非完全如此，以低義務加入WTO必然帶來諸多要素資源的扭曲，如發展中國家過高的貿易補貼，通過利匯率管制等金融壓抑手段為貿易部門提供廉價資本等，不僅扭曲本國競爭力，而且導致了本國福利凈外流，要素資源價格扭曲，以及經濟內外失衡等，暴露出自貿秩序下不會有免費午餐，享受優惠條件的同時也是需付出代價的。
　　因此，若當前不正視TPP等新自貿協議，很可能5年左右后，中國將再度面臨類似于加入WTO的一場艱苦談判。不僅如此，當前采取積極開放的姿態參與任何形式的新型自貿協定，將有助于借助開放倒逼國內改革，因為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的開放，都將有助于打破現有的利益博弈格局，為改革舒緩內部阻力。畢竟，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和特區建設啟動的國內改革，得益于對內和對外開放的活力，入世后啟動的金融改革同樣得益于開放，因此有理由相信繼續開放是打破僵持的改革阻力的活水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