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環比折年率達到了3.5%，這是近年來日本經濟表現較為出色的一個季度。雖然這一數據并不意味著年度增長率能達到3.5%，但它還是使“安倍經濟學”得到了較高的評價。
　　上臺伊始，安倍就公布了其政策大思路。在設定2%的通脹率目標后，安排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專欄1月初分析指出，單純的財政貨幣刺激只能收到短期效果，無法解決日本經濟根本性的問題，只有力度足夠大的結構性改革才可能重振日本經濟。現在，安倍內閣已經作好準備，將射出寬松貨幣和寬松財政之后的“第三支箭” ——結構性改革。《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安倍日前正與互聯網新貴三木谷浩史組成聯盟，試圖在解除管制、引入硅谷文化方面掀起一陣旋風。而路透社說，安倍改革將圍繞行業競爭力和管制政策而展開，并于6月中旬八國集團峰會前正式宣布。
　　顯然，和外界批評一樣，安倍政府也充分認識到了前兩支箭的局限性和危險性，急欲在結構改革方面有所作為。那么，對于安倍的“第三支箭”，我們該抱以怎樣的期待呢？我的看法是，不能盲目樂觀。
　　首先，類似安倍這種大規模的改革曾發生過多次，最后都以收效甚微而收場。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在美國的外部壓力和部分日本人的憂患意識下，日本就開始了進行某些改革。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也斷斷續續進行了一些改革。“失去的十年”激發了日本各界對日本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反思，甚至將問題上升到“日本模式”的整體缺陷層面。改革成為共識，許多人甚至將結構改革與明治維新、戰后民主化改造相提并論。
　　2001年小泉組閣后，制定了經濟、政治、社會等全方位的改革方案，還任命了專門的經濟改革大臣。小泉內閣將自己定位于改革內閣，高調宣稱 “構造改革無圣域”，其支持率一度達到80%，他曾先后三次組閣，任首相時間長達5年半，這在內閣頻繁變更的日本實屬奇跡。但是，以巨大的變革決心，民眾支持率如此之高的改革內閣最終取得了多少改革實績呢？答案是：非常有限。除了在郵政民營化改革上有一定進展外（僅這項改革在他下臺后還出現倒退），其他方面實在是沒有拿得出手的成績。
　　同樣，今天安倍內閣再次以改革者面目示人，也有著民眾支持率較高的優勢（70%），但要想取得特別大的成績，一樣很難。
　　第二，安倍內閣面臨的困難比當初更多。安倍的前兩支箭——財政貨幣政策，意圖是通過短期的需求管理，激活一下經濟體的活力，從而為射出“第三支箭”創造有利的環境。現在看，激活經濟的短期目的是達到了，但其產生的隱患也特別大。一是財政狀況更加嚴峻。2013財年安排的預算赤字率是6.9%，通常而言，政府敢于加大赤字，是寄望于擴張政策帶動經濟增長，由經濟增長帶來稅收增加，最終縮減赤字和債務。安倍內閣亦如此，它一方面增加赤字，一方面又制定2020年收支平衡的目標。但是，事情往往是赤字上升了，經濟短期也增長了，但其力度和持續時間根本無法達到稅收實質性增加的程度，這樣，債務問題只會進一步惡化。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外界要求財政撤火的壓力，或者政府自身因賭注越下越大，產生恐懼而主動撤火的可能性就會大幅上升。1997年橋本龍太郎內閣和后來的小泉內閣都出現過這種情況。橋本內閣時日本債務率略低于100%，到小泉時上升到150%左右，他們都害怕了，不得不趕緊收手。現在，債務率已達到220%以上，狂人安倍會不會步其后塵？可能性不小。
　　二是貨幣政策的風險比以往更大。零利率加1%-2%的通縮，使得實際利率為1-2%，而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左右，這說明過去十幾二十年日本經濟已達到了一種均衡狀態，基本上實現了其潛在GDP增長。如果結構改革的效果不能盡快明顯地釋放出來，而通脹又上升到了2%的目標，那么就可能引起利率的上升。在220%的債務率之下，國債付息成本會大幅上升，讓早已居高不下的債務負擔進一步上升。
　　從第一、第二支箭和第三支箭的關系來看，結構改革無疑是在與時間賽跑，其效應需要盡快發揮，稍緩一步，就有觸發惡化循環的臨界點的風險。
　　日本股市去年底至今已經上漲了50%-60%，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公司利潤在觸底后反彈迅猛，遠超GDP數字，2012財年日本上市公司業績增長近30%，2013財年預料還能增長15%-20%，目前總體業績為危機前最高峰的90%，而危機前的日經指數最高點為18000點，目前為15000點，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業績反彈驅動的。二是安倍政策令人一掃絕望的預期，為估值修復找到了契機。但日本股市的強勁走勢并不意味著安倍經濟政策真的能達到預期目標。
　　雖然日本社會普遍有一定的改革愿望，但受利益和歷史文化的雙重掣肘，改革一直難有效推動。作為追趕型經濟體，日本政府的定位明顯不同于定位于提供規則和裁判員角色的英美式“監理型政府”，而是一種政府和經濟界緊密合作的“發展型政府”，政府慣于運用行政指導和產業政策，故政商勾結異常突出。官廳操控立法，圍繞政府、產業界形成了各種利益集團和地盤。在經濟已經成熟，蛋糕難以再做大的情況下，要向利益集團開刀，解除大量的管制，甚至要從根本上扭轉政治慣性運行模式，何其難也！
　　經濟結構性瓶頸背后是文化瓶頸。強調服從和秩序的日本文化特別適合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加上政策引導，日本在短時間內在鋼鐵、汽車和家電等領域獲得極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創造力不足和產業政策的負效應就暴露出來。此外，日本重視治安穩定，在移民問題上態度保守，不利于應對老齡化危機；重視均富，因而不太能接受美國式的創造性毀滅。加上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市場保護留下后遺癥，要想改變非常之難。另外，日本政治家喜歡訴諸民族主義，這種政治文化與其發達國家地位也很不相稱。
　　今日日本困境的原因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但它的經驗告訴我們，追趕型國家一定要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進行面向未來的體制調整和文化調適，否則一旦追趕過程結束，體制或文化弊端固化下來，就會形成難醫之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