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經歷了漫長的煎熬之后，倪海清等來了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法院的一審判決：倪海清因生產、銷售假藥罪一審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然而，在倪海清假藥案中，檢察院的指控始終未能提供因此藥直接或間接造成危害后果的病例，反而有不少癌癥病人要求出庭證明該假藥有療效。
　　表面上講，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錯。生產、銷售假藥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規，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根據《藥品管理法》的規定，依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的藥品應按假藥論處。倪海清研制的藥品，并沒有經過藥監部門的批準而擅自出售，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如此看來，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錯。
　　這么說，是法律出現了問題？其實也很難這樣說。原來的法律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罪要“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這讓許多沒有經過批準，根本沒有任何療效的藥品受不到查處，耽誤病人的治療，民眾意見很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生產、銷售假藥罪作出了修改，將“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刪去，侵犯的犯罪客體從“人的身體健康權利”變成了“國家對藥品的管理制度”，該罪因此從結果犯變成了行為犯，即只要實施了該行為，即使沒有嚴重危害健康也構成犯罪。如此，就加大了對各種假藥的打擊力度。現在如果讓生產、銷售假藥罪回歸刑法修正案前的規定，恐怕多數人不答應。
　　然而，根據倪海清在法庭上的供述，迄今大約“救治”了數百個晚期癌癥病人，這里面，甚至還包括他自己，因為他也患過腎癌晚期。不僅如此，開庭當天，有10位患者及家屬來到法庭愿意作證，他們當中有患白血病的，還有鼻咽癌、宮頸腺癌、胃癌、腸癌、肺癌、肝癌等不同病癥。這些病人的家屬甚至曾多次到婺城區公安局、金華市信訪局以及政府其他部門，請求放一點藥出來給他們“救命”。情與法的沖突就這樣突兀地擺在我們面前。
　　其實，從法律上講，法律雖然是剛性的，卻并非不能容納“情理”，關鍵仍在于執法者對于法律的理解和人性的關懷。如果法院能查明倪海清提供的藥品有療效，能給他人帶來益處，完全可以用“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宣告其無罪。
　　當然，我們可能更應當關注類似倪海清一樣的“土郎中”的命運，關注那些民間偏方的命運。如果所有的藥品都要進行批準才能使用，否則都可能成為犯罪，“土郎中”與民間偏方就陷入了窮途末路。因為，藥品管制固然能控制假藥，但同樣帶來官僚與腐敗，這足以讓許多“土郎中”夭折。例如，倪海清的藥要取得合法身份“須經研究、試驗、審核等多個程序。一個新藥的審批是一個漫長而耗資巨大的過程，從臨床前試驗到臨床試驗，從專家評審到管理部門審核批準，耗時長達5年至10年，投入的財力物力則是天文數字”。那么，我們的藥品管理部門是否也該反思自己的官僚行為，能否出臺一些快速辦理機制，讓新藥出臺更快些，因為癌癥病人經不起漫長的折騰。
　　再有一個，能否出臺一些靈活機制，例如對于一些絕癥病人，在藥監部門的監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屬的自愿前提下，允許他們試用那些民間偏方，讓民間偏方找到出路，也給癌癥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讓我們的“情法沖突”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