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進程呈現出相互聯系又略有區別的兩種發展模式和若干具體推進路徑，前期主要是工業化和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后期則出現了消費升級推動的非勞動人口城鎮化。未來我國的城鎮化將呈現出明顯的“雙速驅動”特征——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逐漸減速，而具有滯后性質的農民工市民化及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城鎮化進程有可能呈加速態勢。必須充分認識并準確把握新階段城鎮化動力機制和路徑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實施勞動力與人口城鎮化并重、以人口城鎮化為主“雙線推進、質量并重”的深度城鎮化戰略，重點推動“三個市民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農村改革深化和城鄉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非農產業迅速發展，大量農業勞動力被解放出來，并逐漸從農業領域轉移到城鎮和各類開發區的非農產業。特別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的剩余勞動力與發達國家（剩余）的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結合，納入全球化分工體系，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日益顯現，推動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鎮化呈現多模式、多渠道、多路徑發展格局。
總體來看，城鎮化呈現出相互聯系又略有區別的兩個發展階段，前期主要是工業化和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后期則出現了消費升級推動的非勞動人口城鎮化。我國城市化的基本動力是工業化推動的經濟發展，包括產業發展和消費升級兩個主要方面，相應形成了兩種發展模式和六個具體推進路徑。
1．工業化和產業發展推動的以勞動力為主的城鎮化
工業化和非農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是我國現階段城鎮化的主要渠道和動力。既包括本地人口（含勞動力和非勞動年齡人口）的城鎮化，也包括外來人口尤其是勞動力的城鎮化，其實質是勞動力而非一般人口的城鎮化——勞動力從農村和農業領域向城鎮和工業領域的重新配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領域轉移到城鎮和各類開發區的非農產業，具有比較明顯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特征，尤其是以省際流動方式向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領域集中。以勞動力為主的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雖然在法律和戶籍意義上并沒有表現出同步特征，但在統計和調查意義上基本上與產業發展同步推進。現實中包括三種具體的推進路徑。
（1）非農產業發展和新興城鎮形成推動的“經濟和戶籍”雙重意義上的城鎮化。伴隨本地非農業產業迅速發展，地方經濟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工業經濟，當地人口和土地等資源從經濟意義上城鎮化，包括勞動力和非勞動年齡人口的同步城市化，雖然在戶籍等意義上與城鎮化進城存在一定時滯。
（2）城市擴張推動的“戶籍”意義上的郊區人口城市化。包括城市開發區、新區建設和新產業發展推動的人口，包括勞動力和非勞動人口，以及和土地資源等其他資源同步城市化。雖然在許多情況下，人口整體劃轉為城市非農業人口，但未必真正以勞動力方式納入工業化進城及以市民化方式轉變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因此，這種形式的人口城市化只是戶籍意義上的城市化，而非完全經濟意義上的城市化。人口成為戶籍意義上的城市人，但并非真正納入工業化進程，其實質是城市擴張對郊區土地的完全吸納和對人口與勞動力的不完全吸納。
（3）新興產業發展推動的經濟意義上的外來勞動力城鎮化。勞動力在戶籍意義上依然是農民，但在職業和經濟意義上已經基本工業化和城鎮化，可以說是完成了半步城鎮化進程，尚有半步城鎮化進程有待完成。這是東南沿海地區城鎮化的主要方式，也是現階段我國勞動力跨區域城鎮化的主要形式。
2．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
（或非勞動人口）城鎮化
生活質量提高與消費升級，尤其是農村居民追求生活質量推動的人口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新形式，其主要對象是本地勞動力和非勞動年齡人口，尤其是非勞動年齡人口，同時也包括一部分城市之間的人口轉移，尤其是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聚集和轉移。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城鎮化是產業發展的引致效應，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通常在時間序列上略晚于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進程。
（1）消費升級推動的農村先富人口城鎮化。農村先富起來的人口為追求生活質量、消費升級，逐漸向城鎮尤其是縣城遷移。農村先富人口城鎮化雖然與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時滯，但通常時滯較小。
（2）公共服務導向的農民工家屬城鎮化。與所謂“農民工市民化”有所不同的是，在不少情形中，受種種因素制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自己在打工地就地市民化存在一定困難，轉而在原籍城鎮購買住房，將父母和子女在原籍實質性市民化，以同時解決子女的教育和父母的養老、醫療等問題。農民工家屬城鎮化存在一定的收入累積效應，因此，具有引致和被動特點，存在明顯時滯效應。
（3）消費升級推動的城鎮人口“大城市化”。包括城鎮人口向中小城市的遷移和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的遷移，以及中小城市退休人員、農村老人到大中城市投奔兒女團聚養老等，其實質主要是城市化內部結構升級。同樣，城市人口“大城市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時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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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動力格局將呈現“雙速”特征 |
綜合考慮多種供求因素判斷，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條件的變化和危機以來世界經濟調整的深入，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最后的高速成長階段。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漸減速，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將呈現減速態勢；另一方面城鄉消費，尤其是農村和農民工消費將加快消費升級，消費升級和生活質量提升推動的人口城鎮化將出現加速態勢，由此，我國城鎮化進程將有可能出現“雙速驅動”的復合特征。
1．經濟減速或將導致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進入減速與深度化階段
總體來看，我國經濟或已進入最后的高速成長時期，在此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將不可避免地下降。伴隨經濟減速，產業發展導向的勞動力城市化將隨之減速，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步伐將減緩，但農民工在打工地就地市民化有可能加速。
（1）經濟減速或將導致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進入減速階段。包括我們在內的諸多研究表明，由于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變化，尤其是勞動力和資源能源等供給狀況變化，我國經濟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進入減速階段。如果體制改革和技術創新方面沒有大的突破性進展，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將在2015年前后，由目前的9％左右降低到7％左右。當然，由于我國經濟的“雙二元結構”特征——東南沿海和中西部內陸，城市和農村兩個二元結構，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多速”特征，因此，經濟減速有可能呈現“波浪式”特征。即我國不會像日本等沒有戰略縱深的經濟體一樣出現臺階式減速，而有可能呈現相對比較平緩的減速。作為經濟減速的必然結果，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進程將隨之減緩。
（2）勞動力向外轉移步伐或將減緩，而外出農民工市民化或可加速。考慮到農村不僅是農民的工作地，更是農業人口的傳統居住地，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是相對于農業生產的剩余，也應該是相對于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和社會生活需要的剩余。如果綜合考慮農業生產和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即使在西部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已不多。我們認為，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或許已進入某種均衡狀態，一方面青年勞動力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外出打工，另一方面上年紀的勞動力開始回流農村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已經并將繼續推動城鎮和沿海地區產業園區，進一步調整外來勞動力落戶條件，以增強本地企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可以預計，一方面勞動力向外轉移及城鎮化速度或將減緩，另一方面已經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市民化速度有可能加快。
2．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或將導致消費升級推動的城鎮化進入加速階段
伴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國人均GNI（國民生產總值）水平不斷提高，目前達到6000美元，正在向更高水平的中高等收入階段邁進。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存在，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消費明顯不同步，農村家庭消費水平大致相當于城市家庭的1／3，并滯后于城市家庭約10—12年時間。預計未來10年左右，就像過去10年城市居民消費從衣食向住行消費升級一樣，農村生活水平和居民消費將進入明顯的升級階段——進入商品性的住行消費階段。與城鎮住行消費有所不同的是，現階段的農村住房消費將不再是像以往那樣對農村住房進行擴大再生產，即自家住宅的翻修和擴建，而是更多地選擇到城鎮尤其是縣城購買商品房并“移民”。可以預見，伴隨農村先富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家屬市民化，以及其他農村人口向城鎮，尤其是縣城集中趨勢進一步加快，消費升級導向的人口城鎮化將進入加速階段。
最后的高速增長階段，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發展格局的“定格”階段——經濟結構與生產力布局的基本確定階段。高速成長時期過后，國家、地區和城市的發展能力將趨于下降，而財政支出將呈現穩定甚至上升趨勢。現階段如果在基本經濟布局及相關發展戰略等方面做出了將來不得不修改的選擇，那將意味著將來或許沒有能力和機會進行現實的修改，因此，這一階段的發展模式選擇，尤其是產業與城鎮布局、城鎮化發展方向與模式選擇至關重要。
1．均衡推進“雙速城鎮化”
預計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城市化將呈現“雙速驅動”特征。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將處于減速軌道，而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城鎮化將進入加速狀態，推動“雙速城鎮化”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可實施勞動力與人口城鎮化并重、以人口城鎮化為主的“雙線推進、質量并重”的深度城鎮化戰略。
（1）消除阻力，推動產業發展導向的城鎮化深度發展。產業發展推動的勞動力城鎮化雖然可能開始減速，但在現階段仍然是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形式，并將進入重要的轉折和深度化發展時期，即在前期勞動力工業化的基礎上，實現勞動力的完全市民化。關鍵在于消除勞動力向市民化轉變的各種阻力，降低外來農民工落戶成本，加快推動從勞動力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變。
（2）增強動力，推動消費升級導向的城鎮化加速發展。消費升級推動的城鎮化，雖然在現階段勢頭相對較弱，但長遠來看，必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城鎮化的主導形式。考慮到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或將減速的可能性，加快推動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城鎮化十分必要和重要。加快消費升級推動的人口城鎮化進程，關鍵在于增強城鎮化動力。要順應勞動供求關系變化、農民工工資上升的基本趨勢，推動農村先富人口和農民工家屬城鎮化加速發展。
2．重點推動“三個市民化”
從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來看，非農產業發展和新興城市形成推動的
“經濟和戶籍”雙重意義上的人口城鎮化，城市擴張推動的“戶籍”意義的郊區人口城鎮化，已經實現了完全的人口城鎮化，而新興產業發展推動的外來勞動力城鎮化，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城鎮化，有待進一步深化。就消費升級推動的城鎮化而言，城鎮人口“大城市化”實際上是城市化內部結構升級，消費導向的農村先富人口城鎮化，服務導向的農民工家屬城鎮化，仍然是不完全的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深化。因此，未來的城鎮化，需要著力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家屬市民化和農村先富人口市民化等三個市民化進程，解決進城人員的
“僑居”或“客家”狀態。
（1）積極推進“外來農民工市民化”。外來農民工市民化是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的最后環節和最難環節。農民工市民化適合在城市具有穩定工作和居住條件的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各地要順應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趨勢，進一步降低市民化門檻，包括農民工落戶、社會保障、子女入學、保障性住房等，切實推進進城務工農民工市民化。
（2）穩步推進“農民工家屬市民化”。雖然現階段部分農民工在城市具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居住條件，而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并沒有、短期也不可能擁有穩定的工作和居住條件，選擇在原籍購房解決父母與子女的市民化，便成為這部分農民工的最佳選擇。農民工家屬原籍城鎮化，適合于沒有固定工作和居住地點、仍然處于流動狀態的進城人員。要在縣城建設用地指標、農村住房與宅基地等基本權利保障等方面大膽創新，降低農民工家屬的城鎮化成本，消除其后顧之憂，推動進城農民工家屬進城以及已進城家屬從“僑居”向“入籍”的轉變。
（3）大力推動“農村先富人口市民化”。農村先富人員的城鎮化是近年來勢不可擋的城鎮化發展趨勢，在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進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伴隨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包括專業經營承包人員、私營企業主，以及其他先富起來的人群，將有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尤其是縣城生活居住。要在縣城建設土地指標、戶籍和教育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改革，推動農村先富人員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