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近期連續升值，不斷刷出歷史新高。但在美聯儲籌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背景下，美元升值帶動人民幣相對貶值，可能使中國國內的美元大舉撤退。所以，在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的條件下，防止匯率波動出現超調已成當務之急，在流動性充足的環境下，更不能忽視匯率波動對貨幣流動性的影響，更應加強流動性管理。
世界上大多數的中央銀行都把維持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但在貨幣政策間接調控中，中央銀行主要是銀行間市場的特殊參與者，通過自愿的經濟交易行為來調控其設定的操作目標，進而影響中介目標和最終目標。也就是說，不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是選擇數量目標還是價格目標，最終都是通過管理貨幣的流動性來實施的。保持流動性總量的平穩，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動性，有利于為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創造穩定的環境。
在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環境下，匯率的波動也對貨幣的流動性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后，美元就從此走上了由“美元荒”到“美元災”的道路，而美元的泛濫，造成全球范圍內流動性過剩，從而引起美元匯率的不斷下跌。一般而言，只要美元指數走低或美元匯率的不斷下跌，就預示著更多資本會流向美國以外的國家。反之則反是。今年以來，美元指數走勢先抑后揚，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的現象也比較明顯。尤其是近期，日元對美元連續貶值，5月11日，日元對美元已突破100日元大關。而日本過度寬松的流動性導致外溢效應，再加上有消息稱美聯儲正在籌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則短期內日元對美元恐會繼續維持貶值走勢。那么，隨著日元貶值和日本國債收益率的上升，日本國內的資金會流向美國市場，尋求更高收益的風險資產；這也有可能推升大宗商品價格、美國股市以及美元指數。
實際上，隨著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日益復雜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開始放棄基礎貨幣等數量指標，轉而采用短期貨幣市場利率等價格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就美聯儲而言，流動性供給多年來都是金融危機救助中的良藥，美國金融史上幾次重大危機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詮釋。1987年的股災與經濟蕭條失之交臂，根本原因就在于美聯儲及時地向金融市場傾注了大量流動性。2008年，在次貸危機爆發并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美聯儲不遺余力開動流動性供給的水龍頭，不僅采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即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來實現其流動性供給目標，而且動用了定期拍賣工具（TAF）和定期證券借貸工具（TSLF）等八項非常規金融創新工具，來滿足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短期流動性需求。此外，美聯儲還通過購買金融機構的資產來迅速改善資產跌價損失所導致的流動性不足。
而據報當前美聯儲正在籌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也正是基于之前提出的“只要失業率高于6.5%、預期通脹率不超過2.5%，將持續以每月400億美元的規模購買抵押支持證券(MBS)”這個條件在悄然變化而提出的。而一旦實施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必然導致利率上升、美元升值、國際資本可能會大量回流美國。可見，美聯儲大規模的流動性管理顯然在單一、傳統的貨幣政策框架內無法完成，其完成過程就是一部貨幣政策變化、調整和創新以應對金融危機的實戰教材。
再看我國，今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在逐步增大，而人民幣匯率波動，又通過外匯儲備以及外匯占款的變化形成對市場流動性以及國內物價變動的影響。央行10日公布的4月金融統計數據顯示，截至4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6.1%，為兩年來的峰值，這意味著市場流動性充裕，流動性管理以及通脹預期管理壓力都在增大。那么，加強流動性管理也就成為當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內容。而且，深入研究和把握影響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因素、變化規律及流動性與人民幣匯率波動之間的關系，對于改進貨幣政策日常的操作水平，加強央行流動性管理，提高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于流動性管理，央行稍早時候在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已明確指出，綜合運用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把好流動性總閘門，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繼續根據國際收支和流動性供需形勢，合理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再貼現及其他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組合，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適度，引導市場利率平穩運行。當然，還須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如能充分體現提高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前瞻性和有效性，這些流動性管理措施便能成為貨幣政策調整和創新以應對流動性變化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