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在他的新著《鄧小平時代》中說，“鄧小平接班人面臨的挑戰(zhàn)”，包括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yī)療；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遏制腐敗；保護環(huán)境；維持統(tǒng)治的合法性。盡管與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不同，傅高義教授所列舉這幾點挑戰(zhàn)，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國決策者目標函數(shù)的前幾位。
按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說法，從先秦以來中國歷史的長周期來看，當下的中國正處于
“歷史三峽”之中；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的變遷來看，當下中國正處于邁向國家制度建設時代的門檻之上。時勢造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改革，是進行時，而非過去時。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改善、公民社會的建設還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激勵，改革的目標應該建設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強化市場型政府”。而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則需要現(xiàn)代國家哲學和制度的建設和創(chuàng)立。
由此可見，中國的挑戰(zhàn)，不在經濟領域，而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不在短期，而在長期。中國經濟的發(fā)展?jié)摿θ匀缓艽蟆５牵洕鷮W家早已做過預警：增長未必帶來發(fā)展。今天的中國，人們對于腐敗、環(huán)保、自由的關注，絲毫不亞于對經濟發(fā)展的關注。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的內外環(huán)境不同的是，如果我們不能在經濟發(fā)展的同時撬動存量，改善分配，優(yōu)化制度，那么長期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挑戰(zhàn)將吞噬之前三十年經濟改革的成果，乃至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權貴資本主義泥沼。社會管理的改善，公民社會的建立，是在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必須要做的大事。跛腳的經濟發(fā)展不僅不利于經濟本身，也會讓社會和政治領域的風險不斷積聚。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更為關注社會問題，原因就在于此。中國的發(fā)展問題是太過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僅僅交給經濟學家。
中國的改革，仍需要漸進式地逐步推進，但需要給予民眾信心。設立清晰的目標，讓民眾參與之，汲取民間智慧；公布時間表，讓民眾期待之，獲得廣泛支持；明確一攬子改革方案，讓民眾認同之，爭取時間和空間。國情復雜，不允許我們使用“休克療法”。在漸進式的改革過程中，要明確“摸著石頭過河”的對岸是什么。簡政放權，穩(wěn)增長，推轉型，促就業(yè)，實現(xiàn)包容性增長。政府集中精力研究和解決中長期問題，從頻繁的宏觀調控轉向可預期的宏觀管理，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釋放民間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改革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尤其在進入改革深水區(qū)的今天，我們已沒有什么現(xiàn)成的實例可以參照，而世界都在看著我們將交出怎樣的新答卷，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
制度重于技術，技術進步促進制度改善。無論是美國的新經濟，還是能源（頁巖氣）革命，都有賴于完善的自由競爭市場體制和徹底的產權保護制度，這是制度重于技術的原因。中國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是國家放松管制的一個極好的案例。創(chuàng)新需要自由的土壤、競爭的環(huán)境和對失敗的容忍。移動互聯(lián)網不僅僅是一個產業(yè)，它還是一種商業(yè)模式、技術形態(tài)、基礎平臺，讓市場競爭體制變成了市場競合體制；它不僅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貿易格局，讓不可貿易品變成了可貿易品。技術革命是公平的，它讓中國不需要經歷“趕超戰(zhàn)略”而直接與世界最發(fā)達國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技術的進步，改變了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思路和模式，倒逼國家制度建設，以后也將極大推動中國的進步之路。
每一場經濟危機的終結，都離不開經濟學信條的革新。終結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蕭條”，離不開凱恩斯主義；擺脫“滯脹”，離不開里根經濟學；治好“英國病”，也離不開撒切爾主義。同樣，中國經濟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完成轉型升級，也必須依靠一種全新的經濟學范式。有學人提出了李克強經濟學的概念，可能是這種范式的代名詞。以筆者的觀察，這種全新的經濟學范式的核心，不在于強調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強調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可以概述為放松管制、強化市場、改善供給。
筆者想強調的是，徹底而大規(guī)模的經濟政策，往往都是在當時甚至以后被世人詬病的，因為這類經濟政策往往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筆者的一位英國朋友在聽我介紹中國經濟和改革之后，問了一個問題：他們做好挨罵的準備了嗎？撒切爾夫人當年的私有化改革，面臨的政治壓力很大，最終還是與阿根廷之間的馬島戰(zhàn)爭，拯救了撒切爾政府的民望。基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的決策者為何一直在強調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去推動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