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四川、相隔5年的兩次地震，使得地震保險成為人們的議論話題。5年過去了，地震保險制度依然沒有破冰。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僅有15450人屬于被保險人，占傷亡人數的14%；地震直接經濟損失達8451億元，而保險賠付金額僅為6.1億元，占經濟損失的0.7%。盡管此次雅安地震保險賠付情況的披露還有待時日，但是否會有大的改觀？筆者對此不持樂觀態度。
　　從產品上看，涵蓋地震風險的產品仍集中在人身保險，各大保險公司依舊把地震作為家庭財產保險、個人貸款抵押房屋保險等險種的除外責任，僅在大型商業風險中可作為補充條款協議承保。從法律規定上看，我國仍然沒有對地震保險制度制定切實有效的法律基礎。從觀念上看，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人們似乎更習慣于地震災害由政府埋單的形式。
　　地震保險制度的遲遲未實施，考驗的不僅僅是政府兜底的能力，更是社會的公平與效率。與政府埋單的形式相比，地震保險是一種更具長遠發展動力的制度。第一，對于巨災而言，保險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解決機制。我國自然災害多發，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可能完全依靠財政解決。“2011年民政工作報告”指出，2011年我國因各類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達3110.3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下撥救災補助資金僅86.4億元，占比2.78%。因此，每年經濟損失絕大多數由受災者自己承擔。第二，保險是一種災前準備的方案，而財政撥款或捐款都屬于事后的安排，較為被動，無論從救助程度或制度安排上都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此外，通過保險的風險管理的安排，還可以極大促進防災防損工作的進行。一些發達國家的例行做法是，通過保險公司的風險把控，對各地區根據地震發生的頻率及震級，對房屋的抗震能力作出評估和規定，低于規定值的不予出售地震保險。通過這樣的機制不斷對市場出售的房屋進行選擇，既普遍提高了房屋抗震能力，又降低了地震損害，最終實現保費降低，獲益的是整個市場。同時，由于保險原則是對損失進行實際評估，不允許被保險人獲取超過其損失的補償，因此，也可以避免因捐款較多而出現豪華辦公樓的現象，以及避免通過高規格的災后重建獲取額外利益的行為。
　　既然地震保險有諸多好處，為何至今仍未有實質進展？原因之一在于我國缺乏地震保險的相關法律及法規，不利于地震保險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發展。其二，地震保險極大的逆選擇風險使保險公司遲遲不敢涉足這一領域。此外，地震保險涉及較為復雜的制度設計難題。從國外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實施完全強制的地震保險，如日本、土耳其等；而一些國家和地區則實施半強制保險，即當購買保險時才強制購買地震保險，如新西蘭和臺灣地區。關于地震保險是否應該完全強制，國內學界也有不同看法。如果完全強制，會對政府部門及保險公司的管理提出較高要求，也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強制實施可能對一部分群眾造成較大負擔；而如果不采取強制，則可能無法落實“大數法則”的保險原則。最后，地震保險屬于巨災保險，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是通過再保險向全世界進行分保。如地震保險制度較為完善的日本，其地震保險都通過強大的再保險或巨災證券化制度分擔了出去，其本土承擔的地震保險給付責任有限，并且由日本政府承擔最后的保障責任。我國的再保險市場發展較為落后，并且風險轉移機制非常有限，如巨災證券化等還沒有開展。
　　盡管存在這么多的制約因素，地震保險仍然是目前解決地震經濟損失的有效工具，對于保障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快速實現災區的災后重建具有重大意義。因此，筆者建議可從幾點逐步完善地震保險制度的設計，即完善法律制度體系，設計有財政支持的多層次的地震保險制度，同時大力發展再保險市場，完善風險分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