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六年的等待之后，我國城商行上市之路依然不明朗。
　　2007年，隨著南京銀行、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3家城商行登陸A股，城商行上市之路就此打開。然而，城商行新股首發（IPO）開啟之年也是冰凍之年。此后六年再無一單城商行在A股上市。
　　根據證監會發布的截至2013年4月18日的IPO申報企業信息表來看，排隊的城商行和農商行達到15家，但是進展不大，其中8家初審，5家落實反饋意見，有2家銀行中止審查。
　　從表面看，城商行上市合乎邏輯。一方面，截至2012年末，城商行總資產規模已達到12.34萬億元，同比增長23.66%。城商行業績指標超過許多上市公司的水平，例如有十幾家城商行的資本利潤率超過40%，超過50%的也有五六家，城商行的總資產利潤率高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水平；另一方面，被監管部門定義為“第四梯隊”的城商行，主要定位于服務地方區域經濟。
　　但是，從種種層面觀察，記者認為，城商行的破冰之路依然遙遠，這有幾個層面的原因。
　　其一，從股東數量看，城商行多由城市信用社演化而來，城商行股東人數眾多，歷史沿革中股份變動方式也很多樣，股權混亂也導致大部分城商行存在股東人數超標的情形。這容易造成法律障礙，引起市場非議。
　　根據《公司法》和《證券法》，股東人數超過200人的公司就已構成公開發行。股東的混亂容易造成外界的非議，以及一些灰色地帶。灰色地帶往往存在于離、退休職工股，職工死亡后繼承股，以及內部職工以外的個人持股。從已上市的幾家城商行看，就暴露出娃娃股東、高管短期增持等問題。
　　其二，從法人治理結構看，城商行多由當地城市信用社、聯社及城市合作銀行在各地人民政府、人行的整合下重組而成。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的城商行與當地政府，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地方政府持股比例過高，會出現過度干預，這將讓公司治理的基石——股東大會制形同虛設；即使是在持股比例不高的情況，地方政府往往也通過其他形式實現對城商行的影響。
　　其三，從2009年開始，隨著信貸規模大幅增長，城商行異地擴張沖動強烈。一方面通過放貸獲得利差增加利潤，另一方面對外擴張圈地，這是多數城商行采取的粗放式經營模式。但是，城商行本身的風險控制能力是否與資產規模匹配，成為一個問題。在原有領域，如在二三線城市，城商行面對著利率市場化以及競爭對手增多的風險，現在連外資銀行都開始在二三線城市開設分行。
　　而跨地域經營的城商行往往依靠招攬當地資源型人才拓展業務，這本身就蘊含了管理和監控上的風險。
　　其四，從A股市場看，近期走勢并不樂觀，2012年我國IPO融資規模銳減至不足1000億元。而安永的報告則預計，2013年A股市場IPO總額為1300億元。15家排隊的城商行，募資規模如按已上市的南京銀行、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平均募資額84億來計算，就已達到1260億。
　　再聯想起還沒有排隊的100多家躍躍欲試的城商行、農商行，以及陸續上市之后的增發、配股等再融資方式，A股市場目前很難承受這一串龐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