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至如今已5年有余，美國經濟復蘇仍步履蹣跚，歐元區深陷債務危機且經濟衰退，而作為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新興經濟體增長也遭遇集體減速。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已是一個普遍難題。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把2013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從3.5%下調至3.3%。
　　為何各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提振全球經濟？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在于全球性產能過剩猶存。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需求不足進一步惡化了這一問題，企業持續去杠桿化，大宗商品價格走低，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從目前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情況來看，產能利用率普遍不足80%，其中美國全部工業部門的產能利用率為78.48%，歐元區17國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為76.50%。中國沒有披露產能利用數據，但我們根據模型測算，其產能利用率應該更低，大致70%左右。
　　過去，著名經濟學家Roubini曾預言：受到需求疲弱及產能過剩雙重夾擊，美國房屋、消費者耐用品及商品等數據將難有好轉，甚至導致未來3年陷入通縮；同時，因中國等新興市場過度投資，而國內需求并未提振，全球經濟產能過剩將更為嚴重。
　　的確，如今“通縮魅影”猶在。在美聯儲及其他各國央行“量化寬松”的對沖下，通縮不體現在資產價格的下行（甚至可能是資產價格的上行），而是體現在全球經濟在產能過剩與需求疲軟的雙重打擊下，“雞肋型”經濟持續很長時間，即“不死不活、不好不壞”。
　　如何應對產能過剩問題，注定是后危機時代各個經濟體面臨的長期挑戰。短期“去庫存”、中期“去產能”應該是危機后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擴大需求。所謂需求創造供給，只有需求的擴張才能改善“總供給-總需求”的失衡，從而改善企業的盈利。對于歐美發達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減小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提振企業、居民對未來經濟的信心，加速貨幣流通速度，從而使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轉變為真實的需求；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結構調整問題，包括改變對發達國家外需的依賴，更多依靠內生增長，并改善貧富分化的問題，以改善消費需求。長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過度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讓發展中國家飽嘗了“高增長”的快感。當外需不振打壓出口，過度投資加劇經濟失衡，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的時候，經濟轉型勢在必行。
　　二是消滅過剩產能。不能有效消化的產能過剩既會導致企業利潤率下降、銀行不良貸款上升和通貨緊縮壓力，同時也意味著稀缺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必須逐步消滅過剩的產能。上世紀20年代末期的大蕭條，最后的處理方式就是將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中國紡織工業90年代也有壓產的先例。盡管有些殘酷，但的確是解決產能過剩的有效方法。
　　三是減少貿易壁壘，繼續推進全球化，通過全球的兼并收購實現全球產業結構的再平衡。歐美等國不應再通過技術壁壘等方式保護自己的企業，阻止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從短期而言，貿易保護主義雖有助于保護本國企業，減弱本國的供給-需求失衡問題；但長期而言，這并不利于消滅全球的產能過剩問題，最終還是會拖累全球經濟的增長。
　　從目前來看，全球經濟面臨著貨幣“流動性陷阱”和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并存的困境。貨幣的發行并能有效激發需求，而必須通過全球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才能解決本輪經濟危機，因為本輪危機并非周期性危機，而是結構性危機。
　　在結構性危機未能得到有效化解之前，產能過剩誘發全球通縮，并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