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預付卡市場在全球迅速發展。2010 年是全球預付卡市場爆發式增長的一年，市場規模達到 10526 億美元。而當年我國預付卡規模已突破了14000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預付卡是以盈利為目的發行、在發行機構制定范圍內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卡，又分為多用途預付卡和單用途預付卡兩類，分別歸央行和商務部監管。在我國，禮品卡種類是預付市場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市場對零售和企業禮品卡的需求不斷增長。為了抓住這一增長機遇，企業紛紛進軍預付卡市場，尤其大力拓展二三線城市；并考慮實現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如在線和手機支付等。預付卡的特性決定它容易受到企業歡迎。對預付卡發卡企業而言，首先可以獲得巨額的備付金進行資本化運作；其次，預付卡可按稅率較低的商品開具商業發票；第三，卡消費者放棄的卡押金、卡內剩余金額，都會沉淀成為發卡公司的純利潤，成為監管政策落地前發卡企業的主要收入來源。此外，多用途預付卡發卡企業還可以通過商戶返傭、售卡手續費、延期手續費以及其他增值服務收費。
　　也因此，在預付卡市場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諸多引起爭議的問題。預付卡成為促進消費購物的重要工具，但同時也成為“灰色經濟”的源泉。而當前這個市場已經形成穩固的利益鏈條，如發卡商家得到巨額的預收資金；黃牛倒賣可以賺錢；部分人可以變相行賄受賄；企業以購物卡形式發放福利和避稅等。尤其是我國預付卡管理雖然不斷完善，但仍不能從根本上杜絕相關的風險。例如，從社會角度來看，預付卡可能成為洗錢工具、隱蔽行賄、公款消費的手段，或者用于員工福利和偷稅漏稅。從消費者保護來看，在沉淀資金安全、用卡方便和退卡自由等方面也有許多不足。
　　預付卡在全球的風靡，基于多方面原因，如有利于商業促銷和商家現金回流，構成新型商業模式；順應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增加了購物者的使用便利，尤其是沒有信用卡和支票的中低收入者；可以作為人際往來中的禮品等。我國的多用途和單用途預付卡，通常對應于國外的開放型和封閉型預付卡。當然，在國外不是問題的預付卡，在我國卻蘊含風險，歸根結底，不在于預付卡本身，而是我國還具有產生灰色經濟和腐敗的土壤。要解決這些問題，也有從治本到治標的不同對策。
　　回顧歷史，早在1991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于禁止發放使用各種代幣購物券的通知》。此后1993、1998、2001、2010年分別出臺了相關約束規定，尤其是著眼于防治用卡腐敗。雖然2011年和2012年，相關部門出臺了更細致的管理規定，但是在實踐中，其可行性和落實程度還比較低。具體來看，對預付卡發行環節的實名制，有很多規避手段，如1萬元這一實名登記門檻可通過“化整為零”來避開。同時，預付卡的管理涉及工商、稅務、財政、央行、商務流通領域等多部門，這也使得監管渠道不暢，一些具體環節更缺乏操作性。實際上，現有規定中的“實名購卡制”、“限額購卡制”、“非現金購卡制”都很容易被隱性突破。
　　從最為治本的角度來看，預付卡本身與腐敗和違規并無必然聯系，如果構建了類似發達經濟體的制度環境，則預付卡根本不會成為灰色交易的載體。例如，金融實名制、財產申報制度、嚴格的現金管理、非現金支付的法律約束等等，這些都是防止預付卡被用于非合法化的制約手段。
　　其次，借鑒國外預付卡市場的監管經驗，促進監管主體的統一性，增加監管規則的可操作性，明確監管執法權力，并且落實對不同主體的責任追究。此外，還需要構建統一的預付卡聯網信息系統，及時有效地反映相關動態。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搭建市場準入監管、日常動態監管與違規追責相結合的監管體系。
　　再具體一點，鑒于大額預付卡主要由各類單位和企業購買，所以還可以從這個角度入手。如從規范財務制度的層面出發，嚴格約束購卡支出的入賬；嚴查公款購卡行為，加大企業賬目的核實與發票查驗，從源頭堵住可能的漏洞。再如，加強審計，并對出具虛假發票、挪用公款購卡進行公款消費等行為加大檢查力度等。
　　如果上述措施短期內難有重大進展，那么從最為治標的視角看，考慮到可跨地區、跨行業、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預付卡由于幾乎等同現金，因此與腐敗和送禮的關聯性最大，因此不妨列出條文嚴格限制最高面額，如在1000元下，無論記名還是不記名；或者嚴格落實購買的實名制。由于多用途卡的規模遠低于單用途卡，因此限制最高面額、采用實名制這對于用卡消費來說影響有限，而且在特定過渡時期能起到試點和示范作用，應能有助于推動整個預付卡市場的規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