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世行調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后，4月17日IMF再度將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下調至8%和8.2%，并再度警示地方債和信貸高增長等帶來的高經濟杠桿風險。
　　當前中國公私部門的高負債杠桿確實需引起關注，但問題的關鍵并非債務杠桿的高低，而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增加值能否有效覆蓋債務風險敞口，即若負債式實體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高于負債成本，那么風險就是可控的，高負債不會引發經濟的健康風險。
　　就目前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看，風險確實不容小覷。從一季度宏觀數據顯示，7.7%的GDP增長弱于預期，投資和消費也弱于預期，反映總需求萎靡正拖累經濟增長進程。而需求不足背后實際上隱藏著更深層次的供給約束：由于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日漸式微，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已處于生產可能性邊界，潛在經濟增速面臨梯次下降風險。
　　具體而言，固定資產投資面臨產能過剩和投資效率下降等多重困境，反映以信貸等負債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已顯邊際遞減態勢。一方面，隨著資本深化程度快速上升，投資邊際效益逐漸下降，單位資本形成額所能支撐的GDP增量，自2000年以來呈下降趨勢，最近5年更是一直在底部徘徊，意味著貨幣信貸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另一方面，產能大量過剩不但成為制約制造業企業未來投資的桎梏，而且使巨額信貸沉淀在固化資本上，醞釀了地方政府債務負擔的潛在風險，增加金融體系的安全隱患。
　　消費快速增長則受到現行增長模式的約束。一季度消費增速下滑雖跟政府抑制三公消費等政策有關，但這恰反映經濟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2012年我國人均GDP為5432美元，全球排名第87位，但最終消費率卻僅為49%左右，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凸顯出了收入分配機制失衡，而更深層因素是增長模式問題，即以重工化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使居民難以有效分享到經濟增長的福祉。這意味著經濟失衡是因，收入失衡是果。
　　而進出口貿易面臨外部經濟政治環境復雜、人民幣繼續升值及比較優勢減弱等難題。從外部環境來看，由于主要央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措施、各國經濟增長差異、發達經濟體債務風險波動，國際資本跨國流動規模加大、方向轉換頻率加快，資本進出對中國貿易和國際收支的挑戰上升。同時美歐財政緊縮、復蘇減弱等，也對出口產生不利影響。
　　不僅如此，由于全球經濟處于結構調整和再平衡過程，而美元可能重返升值周期，國際金融市場格局或將出現深層次的變化，比如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資本從發達經濟體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格局弱化等。同時，隨著3D打印、納米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正在轉型，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可能從新興市場國家向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轉移。這意味著中國需以開放的心態，去迎接甚至駕馭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新格局。
　　由此可見，目前中國經濟遇到了總需求疲弱和潛在增速放緩的雙重考驗。這種雙重考驗預示著繼續依靠高負債杠桿撬動經濟增長，將可能出現積累的債務風險跑贏經濟績效等問題，進而導致IMF等不斷調低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當前決策層已充分認識到這點，并在致力于以改革激活經濟潛在增長，而非倚重投資的拔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