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濟需要在去泡沫、去杠桿和去產能的過程中尋找平衡，這正是當前中國經濟面對的三大難題，而這會大大制約未來經濟的增長空間，影響宏觀經濟回升力度。
　　2003年至2012年，我國熱點城市房價上漲十倍以上，而同期全國名義GDP增長不到五倍，這還沒有剔除30%以上的物價漲幅因素影響；全國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長不到四倍。國際上通常用房價收入比和租售比來衡量房價合理性程度。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房價收入比在4至6以內較為合理，房屋租售比在200到300以內表明區域房產運行狀況良好。若按此標準計算，我國部分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遠超過8，而房屋租售比已在500以上。
　　從資產負債表觀察經濟周期運行，經濟杠桿率及其調整過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周期的波動和潛在運行風險。這是因為，負債擴張和收縮與投資同向變化；資產質量及債務償還方式則反映債務風險。雖然我國全社會杠桿率總體水平并不高，但在過去十年多時間里，經濟杠桿率大約上升近40個百分點，且主要集中在2008年至2010年這段時間。近日，據前財政部長測算，去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債務30多萬億元，債務率在40%左右。雖然債務風險總體不高，但部分地區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較大，債務償還期較為集中，債務形成及償還可持續性較差。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杠桿率明顯提高，主要與各項貸款超常規增長密切相關。截至去年末，全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達62.99萬億元，是2003年末的3.96倍。2008年至2012年期間，新增貸款規模超過2007年以前的全部新增額。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產品面向全球供應，帶動了社會投資高速增長。中國廉價商品行銷全球，避免了發達國家不斷吹大的消費泡沫不致破滅，但埋下了產能過剩的種子。截至2008年末，我國粗鋼產能達到6.6億噸，而國內需求不到5億噸；水泥產能18.7億噸，而國內需求不到15億噸。盡管出口規模巨大，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但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上，我國制造業總體仍處于中低檔環節。當外部需求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急劇下降時，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就格外突出了。特別是產能過剩與重復建設交織在一起，進一步加大了去產能的難度。我國鋼鐵生產能力已大于市場需求1.2億噸，但還有在建能力7000萬噸。“十一五”期末，我國汽車產能超過實際需求一倍以上，已過剩200萬輛，但還有在建能力220萬輛，正在醞釀和籌劃的新上能力達800萬輛。
　　毫無疑問，去房地產泡沫、去經濟杠桿率和去過剩產能的過程本身就蘊涵了巨大的金融風險。房價高位運行，使得政府決策受到很多掣肘。若房地產調控力度過大，房價崩盤，導致貸款抵押率下降，危及宏觀金融穩定性。特別是房地產關聯行業很多，房地產市場低迷，帶動多個行業產值下降，影響宏觀經濟增速。而去經濟杠桿率，必然要涉及企業債務償還問題，容易引發連鎖風險事件。去年以來不斷出現的擔保圈風險事件就是明證。去過剩產能則涉及企業轉型和升級，但實物機器設備對應著金融債權，所以轉型也往往意味著金融機構金融債權的落空。
　　事實上，房地產價格暴漲是社會投資高增長可以繼續延續的基礎。當前我國社會投資主要還是依靠政府投資拉動，其主要資金來源仍是土地出讓收入。房地產市場調控將會顯著降低房地產交易活躍度，影響到地方政府土地出讓計劃實施。不僅如此，我國企業習慣于借債投資，去經濟杠桿率意味著投資項目的資金約束增強，勢必也會影響到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此外，去經濟杠桿率需要降低銀行信貸增速，這勢必也會減少投資項目資金供應。
　　產能過剩的行業唯有尋求外部市場方能化解過剩產能。而要去過剩產能，就必須要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淘汰落后產能。這樣一來，繼續通過出口退稅政策鼓勵產能過剩行業出口的政策需要進一步檢討。因為它很難向企業施加外部經營壓力，通過壓力傳導促進企業加快轉型。相當部分企業盈利主要還是依靠出口退稅，而不是本身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去房地產泡沫、去經濟杠桿和去過剩產能，已經制約了當前宏觀經濟回升的力度。雖然2013年3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0.9%，創出近11個月來的新高，但原材料庫存指數為47.5%，環比上月下降2個百分點，連續2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下，表明制造業企業去庫存進程要慢于預期。據媒體報道，2013年3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接近零增長，火車貨運量同比下降2.2%，顯示“克強指數”偏冷，一季度宏觀經濟開局要弱于預期。盡管如此，為了能換來中國經濟未來較長時間的健康平穩發展，哪怕可能出現宏觀經濟暫時性的困難，我們也仍需要把去房地產泡沫、去經濟杠桿率和去過剩產能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