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和建議。而4月15日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GDP同比僅增長7.7%低于預期，較去年四季度的7.9%再現回落，中國經濟呈現弱復蘇跡象相當明顯。
　　面對這種局面，新一屆領導集體，并未急于公布新刺激政策，而是多地調研，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方法。李克強在此次會議上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期，必須遠近結合，在有效應對好短期問題、保持經濟合理增速的同時，更加注重增長質量和效益，把力氣更多地放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上來，放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上來。
　　這讓關注中國經濟命運的人們備受鼓舞，因為市場擔心，本屆政府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下，繼續以短期刺激保增長，放棄經濟轉型努力，從而讓經濟結構更加失衡和危險。李克強總理的表態，意味著本屆政府至少將“促轉型”置于與“保增長”同等地位。
　　經濟增長被詮釋為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礎，而經濟轉型卻被認為在短期內可能與這些目標相悖。這是一種唯GDP論下的路徑依賴。我們不妨以另一種角度理解這個問題，盡管中國經濟下行，但未出現大量失業問題，相反，仍有相當多的企業在提高工資待遇后還招不到工人，就業壓力大的主要是大學生，這說明經濟結構問題勝于經濟增長本身。
　　其次，按照官方統計及現實感受，中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在近些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長，影響消費的主要是通脹及房價上漲，如果不對通脹加以抑制，那么，在收入增長速度低于或等于實際通脹水平而非統計上的CPI數據時，多么高的工資增速都沒有意義，相反，只會讓人們因擔憂而加大儲蓄或購買住宅規避貨幣貶值。
　　因此，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已經不能單純用保增長來實現，因為在產能過剩、出口萎靡、消費不振的條件下，保增長意味著擴大政府投資，即繼續以債務拉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的后果是，不一定能增加就業（近年來單位GDP增長的新增就業持續下降），但卻可能引發更強烈的通脹，讓收入增長變得沒有意義；更為長遠的擔憂是，這些債務最終可能由國民埋單，從而大幅削弱他們的消費能力，這與經濟增長目標和轉型是南轅北轍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面臨復雜處境要么接受低增長以及漸進的轉型，要么繼續刺激高增長而加大失衡。針對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矛盾，李克強認為要對癥下藥，開出的每一劑“藥方”，既能治標、更能治本，從根本上講還得靠改革，釋放改革紅利，促進經濟長期健康地增長，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這又返回到問題的原點，中國已習慣于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國企壟斷了許多基礎行業，政府則控制著生產要素，服務業還處于部分管制之中，收入分配存在許多不公正現象等。如果政府對妨礙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制度進行改革，以地區間、群體間的發展差距與世界上最勤勞進取的人民，中國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因此，唯有能帶來制度紅利的改革才能將經濟增長與轉型包容在一起，以通過改革釋放新的增量空間來緩沖經濟轉型帶來的壓力，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良藥苦口，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實現自我超越和革新，直接影響和左右著中國的前途和具象化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