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和建議。而4月15日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GDP同比僅增長7.7%低于預期,較去年四季度的7.9%再現回落,中國經濟呈現弱復蘇跡象相當明顯。
面對這種局面,新一屆領導集體,并未急于公布新刺激政策,而是多地調研,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方法。李克強在此次會議上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期,必須遠近結合,在有效應對好短期問題、保持經濟合理增速的同時,更加注重增長質量和效益,把力氣更多地放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上來,放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上來。
這讓關注中國經濟命運的人們備受鼓舞,因為市場擔心,本屆政府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下,繼續以短期刺激保增長,放棄經濟轉型努力,從而讓經濟結構更加失衡和危險。李克強總理的表態,意味著本屆政府至少將“促轉型”置于與“保增長”同等地位。
經濟增長被詮釋為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礎,而經濟轉型卻被認為在短期內可能與這些目標相悖。這是一種唯GDP論下的路徑依賴。我們不妨以另一種角度理解這個問題,盡管中國經濟下行,但未出現大量失業問題,相反,仍有相當多的企業在提高工資待遇后還招不到工人,就業壓力大的主要是大學生,這說明經濟結構問題勝于經濟增長本身。
其次,按照官方統計及現實感受,中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在近些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長,影響消費的主要是通脹及房價上漲,如果不對通脹加以抑制,那么,在收入增長速度低于或等于實際通脹水平而非統計上的CPI數據時,多么高的工資增速都沒有意義,相反,只會讓人們因擔憂而加大儲蓄或購買住宅規避貨幣貶值。
因此,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已經不能單純用保增長來實現,因為在產能過剩、出口萎靡、消費不振的條件下,保增長意味著擴大政府投資,即繼續以債務拉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的后果是,不一定能增加就業(近年來單位GDP增長的新增就業持續下降),但卻可能引發更強烈的通脹,讓收入增長變得沒有意義;更為長遠的擔憂是,這些債務最終可能由國民埋單,從而大幅削弱他們的消費能力,這與經濟增長目標和轉型是南轅北轍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面臨復雜處境要么接受低增長以及漸進的轉型,要么繼續刺激高增長而加大失衡。針對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矛盾,李克強認為要對癥下藥,開出的每一劑“藥方”,既能治標、更能治本,從根本上講還得靠改革,釋放改革紅利,促進經濟長期健康地增長,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這又返回到問題的原點,中國已習慣于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國企壟斷了許多基礎行業,政府則控制著生產要素,服務業還處于部分管制之中,收入分配存在許多不公正現象等。如果政府對妨礙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制度進行改革,以地區間、群體間的發展差距與世界上最勤勞進取的人民,中國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因此,唯有能帶來制度紅利的改革才能將經濟增長與轉型包容在一起,以通過改革釋放新的增量空間來緩沖經濟轉型帶來的壓力,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良藥苦口,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實現自我超越和革新,直接影響和左右著中國的前途和具象化的中國夢。